| 以美好的文化凝聚民心、惠益人类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之愿景
方利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势力的历史性重大决定，对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归本位意义深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传弘扬将开启全新的局面。12个国家级民族和地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部分，这种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验，由单个到区域整体、由静态到活态、由文化物种本身到其生存环境，其创新的价值意义，大有开掘探析之必要。诚如吕品田所言：“对于尚处在实验阶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要透彻地认识保护实践的最终目的。从根本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事关中华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其终极目标是复兴中华文化，是要通过活态地保护存续至今的中华文化非物质形态和物质形态，深入探索并实现中华文化体系与现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和谐统一，使之拥有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以至全面融入当代社会实践体系。”（1）这种实验，关注存续至今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更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在当下，如何由历史融入现代，在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与时俱进中，重焕勃勃生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
文化生态保护区主体的任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而在实验中努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已十分紧迫。中国的遗产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现状，一方面，遗产名录都是“项目性申报”的成果，“项目”的操作，遮蔽或割裂了中国既有的、独有的遗产存续。另一方面，缺乏系统管理遗产的专门机构，遗产学术研究大多偏向于其应用性，着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理论性研究则大多側重公约文本解读、概念谱系梳理和理论反思，在遗产管理的系统性、明晰性、便利性等方面都有不足，缺少立足本土、系统深入研究中国遗产理论体系的功夫。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可在系统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参与遗产体系“中国范式”的建构，为建立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提供新鲜营养。我们在文化生态保护区活态保护“非遗”，是为保护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华文明“文化基因”；我们还要在文化生态保护区活态保护“非遗”的过程中，探索对延续至今从未断裂的中华古老文明，如何选择、保存、认同和承袭其文化基因的“遗存之道”，为人类文化的存续和发展提供独特、有效的中国智慧、中国知识、中国经验、中国技术。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可以在文化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作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政治层面取得了巨大成果，而在文化层面却成效甚微。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全面地融入民族文化，化为体现于习惯、习俗或传统的文化认同。其实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民族文化，渊源匪浅。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徽州走出的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其货币改革思想就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成为构筑科学社会主义的营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实践，是探索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最佳切入点。
在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着大量对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仍有启迪借鉴意义的传统智慧和历史经验。象徽州文化中百姓民间由历史积淀的、特色鲜明的家国观、义利观、公私观、荣辱观、自然观，徽州文化中徽州人引人瞩目的理念追求和行为处世方式（尚儒崇文重教。耕读为本。居住讲与环境和谐，天人合一。居家俭嗇务积蓄。农耕讲节用资源，养鸡产卵，保护生态。经商讲以义为利，货真价实，诚信无欺，重人文理性追求。作工讲精益求精，善发明创造，以质取胜。重土著，讲叶落归根。置身社会重担当，乐奉献，济危扶困，人际交往讲忠诚宽厚，克己待人。修养讲吃亏是福，作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不为己甚。惯于在入世中出世，淡泊名利，甘于寒素，勇作“徽骆驼”。集山越先民遗存的质朴、东晋移民残留的隐逸耕读心态、南宋移民留传的艺术情趣于一身，玄学的善思、理学熏陶的集纳精神、朴学训练的科学严谨。）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许多珍贵遗产是应该承传弘扬的。如何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利用尚活在民间社会的这些智慧和经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当下的社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创新性地组构契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区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这些课题需要进行探索。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可通过民俗建设，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成为介入当代社区生活并与时俱进和现代文化相融和的活文化，探索亲民依俗的现代文治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智慧、认识方法、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各类“非遗”传承人培训班、“非遗” 传承基地、传习所的开办，不仅是相关“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和研习性承传，而且也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思想智慧、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行之有效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括“师徒相传”的技艺传授方式，纳入当代职业教育、国民文化教育体系。它对现行教育制度、教学理念和学科建设改革试验的作用和影响，不能小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近些年在徽州砖、木、石、竹四雕传统手工技艺“非遗”、徽墨、歙砚制作传统手工技艺“非遗”、万安罗盘制作、徽州漆器制作等传统手工技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和研习性承传过程中，休宁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一大批年青“徽匠”的培养，安徽行知学校歙砚徽雕传习基地的红火，绩溪伏岭儿童“徽剧班”的坚持，都为教育改革，为陶行知 “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的践行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一些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手工工艺资源和原材料资源，生产性保护利用中，能转生为新的产品，保护区域内村镇蕴藏着巨大的手工生产力。“非遗” 传承基地、传习所的建设，还可使村、镇劳动力凭各类“非遗”传统手艺在本土取得生计，振兴手工，改善农村民生。上述徽州文化“非遗”项目，在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中，不少已形成了经济效益可观的文化产业，新一代“非遗” 传承大师、工艺家、“徽匠”脱颖而出，保护区域内村、镇经济得到发展。这种文化产业开发，既保持文脉延续，文魂复活，又发挥了地方文化优势，对保护区域内村、镇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条新路。
因此，吕品田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文魂、文脉的全面关照，涉及文化价值观、文化发展观等意识形态，涉及党和国家当下的文化方针与政策，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体制与机制。如果没有更高层面、更加系统的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创新，就无法指望保护实践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华文化复兴也会流于空话。因此，应赋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以特别的性质和地位。”（2）“今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临亟待文化实践策马当先的历史节点。前瞻的使命担当一如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的设立，需要解放思想的胆识和智慧。决策者和建设者当该因应国家发展的战略取向，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切合中华文化复兴使命的定性和定位，立之为“文化特区”，以之为推进当代文化建设、探索中华文化复兴之路的突破口和试验田。”（3）“ 作为文化特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国家特别划定范围，实行特殊政策措施，保障中华文化得到活态保护以至全面繁荣的特定区域。它应具有受到国家法律确认与保护的特别权利，应通过在区域内进行有利于文化建设和相关实践充分展开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制定和施行有别于一般的建设目标、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及相应的评价体系来体现其法权，为其不辱使命创造条件。”（4）这本身就是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很有前瞻性的思考，表达了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者的心声。
的确 ，“时至今日，有必要也有条件立足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天下”概念来把握复兴中华文化的意义，充分认识它的超越民族国家版图和国家政权影响跨度的重大而深远的价值。“天下”是以文化人、心之向往的非地缘政治、非政权政治的和谐世界，其底蕴在于文化。我们应有跨越时空局限的全球观念和代际意识，应以美好的文化凝聚民心、惠益人类。”（5）。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就是要在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同时，以美好的文化凝聚民心、惠益人类。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在探索徽州“非遗”文化、徽州物态遗产整体、活态、有效保护的同时，着意徽州文化存续中历史与现代的统一、自然和人文的和谐。它应该是文脉清晰、文魂鲜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得到承传弘扬而又现代文明富庶的特色文化区块，应是各国孔子学院学员来中国体察、感悟、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实习基地之一。由此我们更感到，作为“文化特区”类型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亟需适时调整目前分割徽州文化生态空间的现行行政区划，尽快组构统一的保护区领导、协调、联动机制。国家应在文化发展国家战略层面设立统领协调性的保护区建设指导专门机构，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专项资金，建立文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别一般地域的考核机制，应有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些特殊政策。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昭示着徽州地域的振兴适得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愿景美好。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勇承国家重托，不负国人厚望，不能得过且过而贻误时机，扎实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这一千秋大任，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徽州，雄起！
2012年6月9日
注释：
(1)、(2)、(3)、(4)、(5)、吕品田·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为“文化特区”[N] ·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4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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