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徽州新区的积极探索

时至今日实践业已证明，黄山建市对于发展黄山旅游来说，具有无可争辩的重大意义；但对日益趋热的徽学研究和文化产业而言，却也存在某些遗憾甚至是局限。与此相关，专著下部《徽州徽州》所作的分析、思考和探索，相对以往的泛泛之论，显得更有深度也更有价值。

旅游新市冠名“黄山”，导致“徽州”原名失落，这是当年建市的一大遗憾！随着文化意识的不断加强，徽州复名的激情也日见高涨。专著下部“徽州不只是一个地名”、“珍贵的徽州之‘皮’”、“不信东风唤不回”等多节文章，都明确表示出作者赞同徽州复名的思想倾向。

难能可贵的是，在呼吁徽州复名的热潮中，作者有着超越常人的冷思考。无论是文化层面的考量，还是操作层面的主张，无不体现出作者缜密沉稳的思维品质。看看新著关于徽州复名所分析的四个难点、三种意见，所提出的三个前提、三步走方案，^[1]199-204相信读者会有跟笔者相同的感受。

坦白地说，笔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作者在全书最后二节提出的“一家之言”，^[1]237-252即源自“复名”而胜于“复名”的大胆设想——建立一个徽州新区，建立一个以旅游经济与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徽州新区。

这是一个顺乎逻辑的前瞻性设想，这是一个大体可行的建设性方案。

第一，我们可以从建市历史看其逻辑的发展。

回顾历史，黄山建市的艰难历程呈现为一个跌宕起伏“三部曲”的演进过程，“小黄山市建立——徽州地区代管——建立大黄山市”，这鲜明地体现出“改革——调整——再改革”的基本规律。展望明天，我们应该预见到徽州发展的前景。既然我们承认大黄山市建立以后存在某些遗憾和缺陷，那么就该顺应事物发展的逻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努力完善和扩大改革的成果。这也就是说，按照“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的逻辑发展，黄山改革必须完成的一个完整周期应当就是：“小黄山市建立——徽州地区代管——建立大黄山市——徽州新区设置。”

徽州新区的设置，既是徽州复名的必要，更是逻辑发展的必然。

第二，我们可以从发展现实看其改革的趋势。

黄山建市促成黄山旅游的强势崛起，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徽州文化的全面兴盛。20多年间，黄山旅游早已突破山水观光的单一形态，人文资源、文化旅游日益为人们所看重。与此同时，徽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得到大力开发，徽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也为世人所瞩目。“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徽州文化与黄山旅游成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2001年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时曾语重心长地嘱咐说：“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3] 2007年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问题作了批示，2008年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挂牌成立，标志着徽州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徽州文化价值的全面呈现和徽州文化产业的快速兴起已经远逸于原来建市所规划的旅游主题之外，变化发展的形势必然产生一种与之相应的改革诉求。尤其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验与建设，在社会各界都激起广泛深入的思索，行政管理区划与文化保护区划的统一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其实这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课题，建立徽州新区就是一个可选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三，我们可以从经济新区看其发展的模式。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建立，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举措，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走势。作者在“仔细研究这四个新区的构成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徽州新区的设想，其中业已包含着客观可行性与主体独特性的思考和论证。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证在目前看来的确还是初步的简单的，但是作者在整个设想的论证和陈述中，所坚持的那种历史的原则和时代的理念，所体现的那种潜心探索、致力改革、求真务实、经世利民的精神，都为这个设想提供了基本上可信可行的品质保证。

恩格斯认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505 人类区别于千百万种生物而能进入到高度文明的历史阶段，正是“在面临无数的机会和挑战前作了勇敢、正确的选择”的结果^[5]19 智慧、勇敢的徽州人啊，能否在新在机遇面前再作一次新的选择？崭新的徽州历史全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三、关于徽州文化的独特见解

关于徽州文化的研究专著现已汗牛充栋，新著的撰述却能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衡量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关键是看作者有着何种独到的学术见解。新著在“用第三只眼看徽商”的文字部分，在“印象徽州”的扫描与评述之中，在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解读方面，都能具体反映出属于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或许值得我们徽学同仁关注和参考。

笔者在此要作特别推荐的是新著关于“后徽商时代”的见解及论述。诚如作者所说：“后徽商时代，似乎没有多少人研究。只讲盛，不讲衰；只讲胜，不讲败；只讲古，不讲今，并不能告诉人们一个完整真实的徽州。”^[1]217

作者认为“从民国至今这个时空”即是“后徽商时代”，认为这一时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民国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徽商尚有余温但走向衰退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从建国后到1985年，徽州农村小农经济缓慢发展期。

第三阶段是从1985年至今，徽州进入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新发展时期。

对于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志，作者都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各个阶段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状况，也有作者自己的描述。其中不少说法富有启迪意义，比如论及第一阶段，作者认为：“这个时代的徽州商人和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徽商有所区别，应当是古徽商的后裔。”^[1]217 这一论断独具眼光，颇有份量。

当然“后徽商时代”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目前作者所作的探索也还有待读者认可。比如以1985年“旅工农”发展战略的确定，作为第二、第三阶段分界的标志，是否还有斟酌推敲的余地？笔者未曾深入研究，在此不敢妄言。

最后，新著关于“徽州文化走出殿堂”的主张也还值得重视。作者在书中写道：“是徽州的先贤和百姓创造了灿烂的徽州文化，广大群众是徽文化的受益者也是传承者、弘扬者、实践者。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既不是在天都峰上舞蹈让观者仰视，也不是带着金银气的媚俗让敬者痴绝。她是经典的，也是大众的；她可以在殿堂高座，也可以在民居驻足。”^[1]205好一番精彩的议论，好一个闪亮的见解！

笔者一向认为，徽州文化具有既勇于理论创新，又善于人生经营的文化品格，它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统一，是思想学术与实践经验的统一，是高雅志趣与世俗观念的统一。^[6] 现在作者强调弘扬徽州文化必须在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所见似又更进一步、更高一层。应该说，这一见解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意义，而从作者主观上看似乎更加倾向于实践方面。

正是在这一基本观点的支配下，作者主张弘扬徽州文化要实施“走向”、“走出”、“走下”三个必要的战略。

正是在这一基本观点的支配下，作者主张弘扬徽州文化要将徽州文化分解为五个类别，然后再作具体的分类指导。

作者在这些论述当中，反复强调的意思就是，“让徽州文化走下殿堂，贴近百姓，真正成为专家和平民共享的文化。”^[1]211“只有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徽文化，热爱徽文化，参与徽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才能开创徽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新局面。”^[1]211由此可见，作者倾心竭力于徽州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出发点与归结点无疑都在于徽州文化的保护、利用、弘扬和发展。

我们也由此而感悟到，所有的徽州文化研究者似乎都应该具有如此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尊重历史、着眼发展、干预现实、关怀民生，似乎应该成为所有徽州文化研究者基本的性格特征。

一本好书就是一级台阶，它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参考文献：

[1]余敏辉，许琦，屯安东.一座山和一座城市[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2]邓小平.邓小平论旅游[J].光明日报， 2000-03-31.

[3]江泽民.江泽民总书记赞誉黄山赞誉徽州文化[J].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白盾.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6]汪大白.徽州文化的今生[N] .人民日报，2008-10-10.

 学人名言：人无志不立，学无勤不成，学以真为尚，人以德为高。

汪大白教授印象：
　　汪大白，徽州唐模人，原黄山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
　　他1949年10月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十年文革，曾下乡种过4年田，参军当过6年兵———所谓“广阔天地闹革命”，“革命熔炉炼红心”，不管愿与不愿，他竟拥有那一代青年的经典人生；坚持半生求学，他1967年毕业于歙县中学，1977年考进了安徽师大———所谓名列高中“老三届”，跻身大学“七七级”，无论幸与不幸，他又成为那一代学子的特殊品牌!
　　他属牛，一头埋头拉犁的牛。二十几年来他将深深的蹄印嵌在徽州师专垦荒的晨曦里，嵌在黄山高专开拓的沃土上，嵌在黄山学院春意盎然的园林中。他在黄山学院的发展历程中，承担着繁重的行政管理事务，并兼任黄山学院学报主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长。同时他承担着繁多的社会兼职和学术兼职，先后担任省人大代表、市纪检委员和市政协委员，兼任黄山市社科联副主席、市科协副主席、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徽州社会科学》编委会副主任、市程朱理学研究会会长、省徽学会理事、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省朱子研究会常务理事等等。在繁忙的政治生活与学术活动中，他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为着当代社会的文明进步而默默奉献。
　　他属牛，一头勤奋耕作的牛。在逝者如流的岁月里，他坚持将教学科研与行政管理“双肩”挑起，利用业余时间，牺牲娱乐休闲，倾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与徽州文化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亲密接触。他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出版》、《孔子研究》等等国家重点报刊以及《艺谭》、《学术界》、《江淮论坛》、《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师大学报》、《南京师大学报》、《南通大学学报》、《朱子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50余篇；他公开出版独撰学术专著2部，一部是《藤蔓之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一部是《历史与智谋———三国演义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他与人合作出版古籍整理著作l部、学术专著4部、文化辞典与文学鉴赏辞典6部；他主编和参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及《大学语文》等高校教材5部，经高等教育出版社及甘肃人民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直为全国众多高校所采用。
　　无论本身的业绩如何，无论他人的评价如何，他对自己总是一百个不满意，如今他虽然从繁杂的行政和教学的岗位退休了，仍然是老牛伏枥，志在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