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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徽州？我们将怎样纪念徽州？
——为徽州文艺复兴运动鼓与呼！
感谢方利山教授和徽州同仁、同好发起举办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的活动，今天的大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因公务繁忙，无缘躬逢盛会。我谨以提出三个问题和我对此的粗浅思考，作为向大会递交的书面发言。
一、徽州在哪里？
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徽州在哪里？”
孔夫子有云：“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举行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的活动，必须首先发问：何谓徽州？徽州888年前即有得名，但是我们今天纪念徽州，却是寄托着一丝无奈和忧愁。
18世纪晚期，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德意志仍然是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状态，一个统一的德国远未到来。著名德意志诗人席勒对此曾这样感慨：“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摊开最新版的中国地图，在山清水秀的皖南，完全找不到“徽州”的名字。那个曾经涌现过朱子、戴震、胡适等出类拔萃之辈的徽州，那个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写下自己名字的徽州，已在世人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我们发起隆重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活动，溯本正源，我们不禁要发问：“徽州在哪里？”我近十年来对徽州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也是围绕着“徽州在哪里”这个问题而展开。
2005年的夏天，我曾经和北京大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老校长胡适先生的故里绩溪支教。在绩溪中学的课堂上，我曾主讲过《徽州在哪里》一课。一位从四十多里山路外赶来听课的长者，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徽州在我心里”，令我颇为感动，也隐约中仿佛指引了解答“徽州在哪里”的方向。
在绩溪中学的最后一堂电影课，放映的是由余华小说改编的《活着》。窗外风雨大作，隐忍了一个多月的雨水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际瓢泼而下。电影里讲的是一个地主家庭的破落户半个多世纪以来艰辛悲怆的故事，教室里弥漫着沉郁的气息。我轻轻地推开门，在走廊上看这滂沱大雨。因为雨已经下了一阵的缘故，如黛的远山清晰可见，缥缈的雾气环绕其间。雨越下越大，地上溅起斗大的水花，阵阵雨声如同激越的行军曲一般，敲打着我的心灵。这时，绩溪“稼研会”会长周文甫老师递给我一封楚茹先生的来信。
楚茹先生原名程扶錞，系出版家王子野先生的胞弟，是客居台湾的绩溪籍作家、翻译家，从事中西文艺理论的研究。他这样写道：“《徽州少年歌》使我想到孟浩然的《南归阻雪》：‘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您在书中是事事关心，特别是挂念着乡国（徽州人）。所以要把下面两句诗再接着看：‘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这就是指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其实每个徽州人，都把他的意念和心血拿出来，徽州就永远存在的。”楚老平和质朴的几句话语，给出了“徽州在哪里”的解答。每个徽州人拿出自己的意念和心血，徽州就永远存在！
数年之后，我再次阅读楚老给我的回信，试图给出这样的解读：意念，即心怀徽州之认同感；心血，即为徽州的复兴做一点一滴之努力。意念和心血，庶几“知行合一”，或许有些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地名的徽州、行政区划的徽州，都不是徽州存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有这么一群心怀徽州命运、矢志徽州正名和徽州复兴的“徽骆驼”，在默默地奔走和奉献，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代表了徽州。
只要每个徽州人，都把他的意念和心血拿出来，徽州就永远存在的。这个徽州，尽管在现实世界是如此清晰却又朦胧，如此亲近却又遥远，但它永远存在，存在挂念徽州、关切徽州、热爱徽州的每个人心里。
二、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徽州?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徽州？或者说，那个我们记忆深处为之魂牵梦萦的徽州，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纪念之处？
纪念徽州，首先是一种血浓于水、与生俱来的文化情感。这种情感不单单是存在于徽州百万父老和游子心中，更存在于一切心怀徽州、热爱徽州文化的同好心中。这种情感，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地缘、血缘、文缘、学缘的情感，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和传统文化区域，都有类似这样的情感。我们纪念徽州，如果仅仅是这种情感，那么纪念徽州的意义，就局限于老乡会层面的殄域之见。我们纪念徽州，更要突破情感的因素，从一种更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去寻觅其中的文化基因。
我粗浅地将传统徽州蕴藏的伟大智慧和宝贵经验，特别是有利于我们今天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所借鉴的部分概括如下：
1、浓厚的市场意识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
徽州人前仆后继，硬是凭着坚韧不拔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称雄中国东南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为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传统徽州商人在商战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徽州人浓厚的市场意识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
2、崇尚知识、隆兴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
徽州商人在商场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之徽州人信仰艰苦奋斗的人生哲学——在此种情势之下，一个人才辈出的徽州便成为必然。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佳话在徽州不算多么稀奇的事情，仅以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个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当然，科场上的佼佼者并不必然意味着能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但它提供了一个标尺来证明当时徽州文教事业的成功。在考虑到当时徽州的人口不过百万（即使在今天，徽州的总人口也没有突破两百万），回过头来看那一长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星光璀璨、熠熠生辉的徽州人的名字，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徽州子弟成才率之高，确实不负“东南邹鲁”的美誉。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有着同样蕴含的楹联、民谣在徽州比比皆是，更是体现了徽州崇尚知识、隆兴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
类似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的山区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为何单单是徽州成就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我们认为，此中原因有二，或者可以说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由两大车轮推动：一为商业，二为文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徽州社会发展的这两大驱动力，用当下的话语来诠释，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和基础教育。徽州的经验，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个拥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商人群体的出现，便从另一个层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徽州商人对故土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功成名就之后他们斥巨资在故乡营造华屋巨厦，辅以雕梁画栋的装饰。除此之外，徽商还关注故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尽千金建桥修路，并延揽名师兴办义学。在风水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会层面也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和谐美”。
由此可见，传统徽州在商业和文教事业的成功之外，在生态文明、乡村治理和民间社会等方面也多有独到之处。一言以蔽之，传统徽州还体现了：
3、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文明理念
4、强调善治和公共服务的乡土中国治理典范
5、维持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民间社会雏形
三、 我们将怎样纪念徽州
接着“徽州在哪里”、“为什么纪念徽州”逻辑之后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将怎样纪念徽州？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运动有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以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外，还包括此前兴起、此后得到发展、以《新青年》杂志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徽州籍的著名思想家胡适先生曾饱含激情地将五四运动、特别是广义的五四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是一个舶来语，它的英文原词是Renaissance。著名欧洲研究学者陈乐民先生和周弘先生就此曾有以下经典论述：“‘Renaissance’,本意是‘再生’，中国人译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古典的，更是创新的。它是古典的，因为它使罗马帝国衰亡以前的古希腊、罗马鼎盛时期的光辉璀璨的文明重新获得了生命。这些古典文化是那样富有理性精神，那样厚重有力。然而，如果是简单的‘复兴’，那就不是‘再生’了。‘文艺复兴’之所以具有开辟新时代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富于创造力的‘时代精神’。它具有一种把中古时期远远甩在后面的前进冲击力。”（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
呼唤一场伟大的徽州文艺复兴运动，乃是我们纪念徽州最好的方式。欧洲的文艺复兴，表面上看是重新钻研发掘希腊罗马经典中的瑰宝，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回到故纸堆，更多地仍然是“与古为新”，推陈出新，从古典中的瑰宝中吸收时代新发展所需要的新营养。徽州要迎来他的Renaissance，窃以为还是要牢牢扣住传统徽州蕴藏的伟大智慧和可贵精神，按照“与古为新”的法则，回到历史，又不囿于历史，终究超越历史。
我这样理解憧憬中的徽州文艺复兴运动，它包括了重建和延续徽州法统、道统和学统三个层面——通三统是也。
1、为徽州正名，恢复徽州法统——重塑政区徽州
2006年，笔者曾协助婺源籍全国政协委员、法学家黄景钧先生起草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的提案：整合黄山市和婺源县、绩溪县，组建徽州地级市，市政府设在屯溪。黄景钧先生和弥松颐先生在联名提案中从五个方面概括恢复徽州建制的重大意义：
⑴有利于整合并优化配置徽州旅游资源，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黄山市和婺源、绩溪两县都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组建地级徽州市，将推动建设以徽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经济，最大程度发挥徽文化世界级品牌的经济效益，进而推动皖南各地区的全面发展。
⑵有利于促进对徽州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徽州有着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许多古村落和古建筑保存完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直观的标本。恢复“一府六县”建制，将有利于统一协调对徽州文化的妥善保护和大力弘扬。
⑶有利于更好地尊重徽州当地人民的意愿。婺源、绩溪和黄山市的大多数民众认同并热爱徽州文化，渴望恢复“一府六县”建制，重新建立徽州市。此举将有助于尊重徽州当地人民的意愿，体现执政为民的精神。
⑷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对实现祖国统一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包括徽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徽州宗族社会特色浓厚，在海内外有很多卓有成就的徽州人及其后代，他们都对徽州和徽州文化心存向往。重建徽州建制，将有利于促进海内外同胞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感、归宿感，对推进做好港澳台侨工作，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
⑸有利于弘扬诚信、和谐的社会理念，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建徽州市，将提高社会上下对徽文化的重视，而徽文化中蕴藏着有利今天我们事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徽商注重商业道德，重视法制，讲究诚信，倡导人本主义。他们的一些经营方式，值得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发扬光大。徽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徽商曾将大量财富输入家乡，大力在乡村兴办道路、桥梁、祠堂、书院等公益事业，促进了皖南农村的建设，这对我们今天的发展都有着借鉴作用。
——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583号（人事福利类085号）提案
2008年1月，文化部批准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范围涵盖了完整了传统徽州“一府六县”建制：安徽省黄山市三区四县、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人。
文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具有滴水穿石、穿越时空隧道、穿透权力壁垒的伟大力量。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成立和运行，我们举双手赞成，并要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把这一有利于徽州人民千秋万代的大事做好。建设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得徽州各地在文化纽带的基础上，重塑徽州认同感，并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现代交通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推进徽州各地经济一体化建设。在每个徽州人都胸怀徽州认同感和徽州意识，徽州经济呈现一体化建设之状况，届时徽州“一府六县”行政区划的正式恢复乃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
2、弘扬徽州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复兴徽州道统——繁荣人间徽州
徽州的道统，即传统徽州的伟大智慧所在，集中表现为徽州的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笔者担任主编的《徽州人文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单列“徽州人的哲学和精神”一章，系统论述徽州的人文精神。
就宏观层面而言：对照之前分析的传统徽州的伟大智慧，徽州和徽州人要更加重视市场经济的培育；重视基础教育和文化事业；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保护好新安大好河山，建设生态文明；突出民间社会的作用，使城市化中的乡土社会实现善治，等等。我们欣喜地看到：以“谢裕大”、“汪满田”、“新安源”为代表的徽州茶业迅速崛起，徽州籍人士、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聂圣哲先生发起和支持的休宁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平民学校等平民教育事业方兴未艾，休宁状元博物馆、状元阁、海阳书院、海阳戏台等的相继落成使用和新时期状元文化的发扬光大……这都让我们看到了新徽州人重塑徽州道统的努力和成绩。
就微观层面而言：具体对每一个徽州人而言，怎样才是继承了传统徽州的哲学和精神，延续和发扬了徽州的道统？我们既要用一种温情与敬意来审视我们千年一系的徽州文化，同时又要饱含激情去学习和借鉴涵盖了徽州文化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如果每一个徽州的青年，他在步出中学校门走向广阔世界打拼壮丽人生的时候，他能问心无愧的说他自己秉承了徽州的人文内涵，秉承了“徽骆驼”、“绩溪牛”的精神，把“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徽州平民教育理念作为一生携带、强身健体的四个药方。如果每个徽州的青年，都能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器，对国家、民族、乡土、世人和自然充满人文关切，成为既积极进取、又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这意味着徽州新时期基础教育的巨大成功，也将为复兴徽州培育最具有知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生力军。
3、兴徽州学术，树徽州学派，续徽州学统——树立文明徽州
首先，徽州是文化之邦、文献之乡。徽州乡邦文献是宝贵的学术矿藏，徽州学者大有可为！
徽州籍著名学者汪世清先生指出：“文化大多孕育在文献之中，并借以传播于久远。作为文化的载体，文献本身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之加以分析研究，可以揭示文化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从探索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文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因而文献的搜集、保存和整理，便是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千秋大业。”（《歙事闲谭》序言）
选编整理徽州乡邦文献是徽州学者的学术传统之一。早在南宋淳熙二年乙未年（公元1175年），便有歙县人罗愿编撰的《新安志》十卷问世。此后，明代休宁人程敏政辑录大量第一手资料，成书《新安文献志》，是第一次辑录徽州原始文献的总汇。歙县人汪道昆的《太函集》、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等，皆是沿着这样的学术路径而涌现的大家之作。此外，徽州所辖六县也都撰有多部县志，保存记录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
新时期的徽州学术要继承选编整理徽州乡邦文献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用新的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上个世纪胡适先生倡导和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再者，当下“徽州学”已经成为“显学”，但研究徽州还亟须开阔视野，突破传统史学的范式，要汲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养分，从多种角度来研究徽州文化，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徽州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入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上个世纪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提供了研究明清市民社会的全新材料，满足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学术进步所依赖的“新材料”之条件。徽州文书的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徽州学得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或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徽州文书之于徽州学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敦煌经卷之于敦煌学。
以往“徽州学”的研究，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但当下徽州学的研究除了对文书、家谱的研究之外，还需要发现有意义的新课题，继而符合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新问题”之治学要求。
以戴震、凌廷堪等为代表的徽州朴学，在清朝乾嘉学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适之、陶行知这两位徽州先贤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我们更希冀今天的学者能在徽州的学术研究上，涌现诸如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等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成果，希冀在学术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徽州学派，涌现新一代的著名学者。
综上所述：徽州法统的恢复，徽州道统的复兴，徽州学统的延续，使得这样的徽州是一个地域统一的徽州，一个文明富强的徽州，一个学术昌盛的徽州。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徽州文艺复兴。
最后，我想引用徽州先贤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作为对全篇我所提出三个问题的回答。陶行知先生在1927年，饱含着深情给徽州同乡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以至诚之意敬告我们最敬爱的父老兄弟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
同胞们，让我们重温陶行知先生的号召，满怀希望地迎接伟大的徽州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
谢谢！
徽州吴子桐2009年5月23日于京华濠濮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