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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①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六日）
关于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决定，将十八万绩溪人民，以及散居在国内大小城镇和国外一些城市的众多绩溪籍人，连同笔者这个徽州赤子，一古脑儿由“徽州佬”变成“宣州佬”了。古人有言，胳膊扭不过大腿。小小百姓，无可奈何，唯有在心灵深处发几声哀鸣而已。
听说，上级要将绩溪县划入宣城（州）地区的版图，事先连县委书记汪士理和县长彭骏朝都不知情。他们一见到国务院文件，也是大吃一惊，惊得瞠目结舌了。父母官都蒙在鼓里，也难怪一般干部和平民百姓，听过文件传达，如同被浇了一桶凉水，从头到脚，全身冰凉，心亦冰凉。
大概是上面保密工作做的好，抑或下面信息闭塞，决定公布之前，绩溪人没有听到风声；也没有人去探听风声，从县委领导到普通公民，人人“稳坐钓鱼台”，笃信绩溪县的小版图必然在徽州市（奢望成立徽州市呢！）的大版图之中。也许，山区人民向来是胆小怕事，抑或所谓顾全大局，事后也不曾有人四出奔波，搞点什么活动。历史上绩溪名人辈出，如今绩溪无名人吗?否！现时的绩溪籍人，也有若干位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如革命前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王子野，气象学家、国家气象局副局长、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章基嘉，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胡jin锦tao涛。可能诸公也不知情，不然的话，上下结合，同心协力，找条门路，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直陈、力谏，决定内容或许会有变化的。绩溪人对此痛感懊悔。悔，悔在不知情上；悔，悔在过于自信，过于老实上；悔，悔在以往宣传自我的工作太差矣！
从历史渊源讲，徽州自建立之日起，绩溪就属其辖之。绩溪建县于公元七六六年（唐永泰二年），早于徽州建州三百五十五年，先于安徽建省九百零一年。安徽省的正式设立是公元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由于当时的安庆府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徽州府是全省的经济中心，故以安庆、徽州二府的首字相缀而得省名——安徽。徽州建于公元一一二一年（宋宣和三年），元为徽州路，明为徽州府，清袭之。徽州此名之由来，是因为绩溪县境内有徽水（亦曰徽溪，在县西）、徽山、徽岭（均在县西北）和大徽村（遗址在徽水旁，徽山、徽岭之下）之故也。从公元一一二一年徽州建州起至一九八七年国务院决定改大徽州为小徽州止，计八百六十六年，除民国时期的公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和解放后的公元一九五六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先后共四十二年因不设徽州行署，绩溪县才属省辖或皖南、芜湖行署所辖外，徽州管辖绩溪，历时八百二十四年。由此可知，绩溪——徽州——安徽，安徽——徽州——绩溪，一脉相承，紧密结合，不可分隔。其实，徽州“一府六邑”（含婺源）的格局，一直维系到本世纪中叶，因而形成了一体化的稳固的历史概念，深植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之中。现在，居然不顾历史，不顾民心，硬将绩溪从徽州的固有格局中分离出去，岂不是强加民意之咄咄怪事？
八百多年来，徽州人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通过世世代代的辛勤耕耘，勇于开拓，三百六十行中的不少领域，自立门户，自成派别，独树旗帜，诸如徽商、徽墨、徽剧（调）、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徽州丝绸、屯绿（茶）等等，等等。绩溪人为若干领域创立徽派，也是流尽汗水，立了大功的。例如：
徽商。徽商源于东晋，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中叶至清中叶，到了民国时期仍不衰落。因为徽州人多田少，为了寻找劳动力的出路，实践发财愿望，外出营商一直成为徽州人的重大生计。徽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以至世有“无徽不成镇”的美称。由于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因而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徽商对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各地城镇的兴起和繁荣，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绩溪商人是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国内大小城镇，特别是苏、浙、沪、赣、闽等省（市）及本省各地，从繁华的大城市，到穷乡僻壤的小集镇，到处有绩溪商人的后裔。如历史上的浙江淳安（含遂安），其文明、发达和繁荣，都与徽商紧紧连在一起：徽商荣淳安荣，徽商衰淳安衰。而绩溪籍商人，始终是淳安徽商的主体。笔者也是出身于徽商世家，本人十四（虚）岁时就远出他乡，在浙西一小镇学生意，该镇人口不满一千，绩溪籍从商人员就有二百余丁。今天世人论徽商，难道能够抛弃绩溪商人的历史功绩吗？
徽墨。徽墨是我国文房四宝之一，历史悠久，驰名中外。追根溯源，徽墨创始于南唐，扬名于两宋，至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先后出现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四大墨家。汪近圣是绩溪人，胡开文墨庄创始人胡天注、胡余德父子也是绩溪人。汪以“鉴古斋”墨载誉京都，其子汪维高于清乾隆时应诏赴京监制“御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之“云海钟灵”墨，就是汪近圣亲制的艺术珍品。胡的“苍佩室”墨以墨质优异、工艺精湛而为清廷青睐，不但延为贡品，还在一九一五年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解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胡天注的嫡系子孙以及徒子徒孙们，在其老家——绩溪上庄村以及左邻右舍和县城，开办和经营大大小小的胡开文墨厂（庄）。他们不仅继承了老胡开文和先辈们的优良制墨技艺，而且在墨模的雕刻、图案的设计方面，不断革新，用料和制作工艺方面，愈加精益求精。绩溪徽墨，既有国内市场，又有国外市场，远销日本、西德和东南亚诸国以及港、澳地区，为国家赚取了外汇，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一九八七年初，绩溪胡开文墨厂和上海曹素功墨厂横向联营，胡曹携手合作，使徽墨更加熠熠生辉。今日论徽墨，难道能够甩掉绩溪城乡的七、八家胡开文墨厂（庄）吗？
徽菜。徽菜是闻名遐迩的全国八大菜系之一，源于汉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至今不衰。早在南宋年间，绩溪菜就很有名气。近百年来，绩溪在京、津、沪、宁、汉、榕、蓉、渝等大中城市，先后开办徽菜馆数百家。开办徽菜馆，成了绩溪商人的一大特色，同时也培养和繁衍了一代代的徽菜厨师。今日合肥之最高档宾馆——庐阳饭店的厨师长许建田，年仅二十五岁，就是绩溪籍徽厨师中的佼佼者；黄山（山上）各大宾馆，几乎都有绩溪徽厨的高手；绩溪城乡的国营、集体和个体宾馆、菜馆中，徽厨后起之秀，更是人才济济。因此，绩溪历史上素有“徽厨之乡”的美誉；如今，绩溪籍的“徽厨之秀”更是誉满全球。这不是夸张之辞。国外不少城市的唐人街上，能够觅到绩溪籍人开设的中国徽莱馆；我驻法、英、日、多哥、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使、领馆中，曾有过绩溪籍厨师从事烹饪工作。他门既服务于我外交人员的日常生活，也使驻在国的政府显要和社会名流，对徽菜大饱眼福和口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旅外徽菜业又进一步得到发展，一批批中青年农民厨师自筹资金，自找门路，进入南京、苏州、无锡、合肥、杭州、屯溪等等开放城市，创办绩溪徽菜馆，宾客盈门，生意兴隆，既美化和丰富了当地人民和旅游者的生活，也使开拓者们获得了经济效益。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喜爱徽菜，阿沛＆#8226;阿旺晋美副委员长、杨得志前总参谋长的厨师，就是绩溪人。今天论徽菜，难道能够避开绩溪徽厨吗?
徽州文人。徽州向有“人文渊薮”、“东南邹鲁”的美称。宋元以来，出自徽州的名人不胜枚举。清代，徽州文人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分别在学术领域和艺术、医学领域树起了“皖学”、“新安画派”、“新安医派”等炫目多彩的旗帜，成绩卓著，影响深远。绩溪的文人墨客，历代都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宋代的胡舜陟，官至监察御史，曾上疏弹劾秦桧，又上疏为岳飞申冤辩诬，最后被秦桧报复陷害而死于狱中。胡公著作甚多。明代的胡宗宪，官至兵部尚书，是历史上的著名儒将，于戎马倥偬中辑著《筹海图编》十三卷。清代徽墨四大家之两大家——汪近圣父子和胡天注父子（均著书立说），以及被后人崇称为“三胡礼学”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孙三代，都是闻名天下之辈。现代文化巨匠、“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头戴三十五顶荣誉博士桂冠的胡适，中国最早写诗歌颂共产党和最早写白话爱情诗的大诗人汪静之（尚健在），同是绩溪上庄人。胡适曾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为绩溪旅台（湾）同乡会挥毫题辞，亲书“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大字。胡适老先生生前以“徽骆驼”自诩，到了九泉之下，可曾知道“徽骆驼”也做不成了？
此外，集徽州木雕之大成的绩溪县大坑口村龙川胡氏宗祠，最近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祠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四百有年，保存一直完好，许多专家、学者考察后，齐心赞誉，认为其艺术造诣可与北京故宫的木雕相媲美，是全国罕见的木雕艺术厅堂，是国宝。绩溪的植桑、制种、养蚕、缫丝、织绸、印染、成衣和内外贸易，一条龙生产蔚然壮观，一、二、三产业溶于一体，徽州丝绸除此还有他说？……
绩溪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又怎能舍徽州而逐宣州耶?岂不是本末倒置！
诚然，解放近四十年来，绩溪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不快，成绩不大。全县一九八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才一点二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仅四百二十元。尤其是粮食不能自给，财政不能自给，故被省委、省府“册封”为全省十七个贫困县之一。绩溪成了徽州的“包袱”，被人甩来甩去，这是绩溪县委、县府的耻辱，也是绩溪十八万人民的耻辱！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耻辱也有其好的一面，知耻思变，知耻生勇，知耻激奋!但是，造成绩溪的落后、贫困，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下列事实，绩溪人民记忆犹新：一九五八年的所谓“木炭炼钢铁”，毁掉了多少面积的大好山场，根本无法统计，当年也没有人敢去统计；大面积的深山老林削为光头和尚，大伤了绩溪山林资源的元气，也令老祖宗泪洒黄泉。同年，凡是对所谓“三面红旗”稍有不同看法的人，旋即召来灭顶之灾，司法机关当年以反革命、破坏这个、那个等等罪名，处以刑罚的人数与全县总人口相比，高达百分之一！其中大多数人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文革”期间的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两派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开枪放炮，还加炸药包，持续十八个日日夜夜，人员伤亡之多，经济损失之大，全省少有，全国少有。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清查运动，党中央明令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可是绩溪，在上级派来的大员坐镇指挥下，却是清查与一家小小照相馆的一名普通职工有牵连的人和事，兴师动众，点名、撤职、隔离、逮捕，刹时乌云翻滚，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运动伤及了一大批无辜，仅科局长以上干部就达数十人之多。运动结束，此位大员拍拍屁股升官去了，被伤及的干群却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一一平反。凡此种种作孽和荒唐之事，是致绩溪人心涣散，经济贫穷的的根本原因。究其责任主要又是上面路线、方针、政策和指挥的失误，历届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也应负工作不力之责。若要加错于绩溪人民，视绩溪及其十八万人民和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大好河山为“包袱”，显失公平，更难令人心服口服。今天，对上述作孽和荒唐之事进行反思，结论是：“左”倾加内耗，这是一切贫困、落后地区的通病，绩溪亦然。在此，还应提及的是，民国后期，血吸虫病（毛主席称其为“瘟神”）流行遍及全县乡村，家破人亡，土地荒芜，房屋倒塌，曝尸露骨，惨不忍睹；国民党军队数次围剿革命老区，掳掠烧杀，伤痕累累。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也是致绩溪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
决定的决策者为了加快发展黄山旅游事业，使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在刀刃上，所以决定甩掉贫困、落后的绩溪（还有历史上不属徽州的旌德、石台二县），其本意或许是美好的，主观愿望也许是善良的。但是，决策者可曾考虑过，人怕伤心，树怕伤根，你一拍板，大伤绩溪人的心了！如果决策者在决策之前，能够顺路到绩溪走一走，看一看，作点调查研究，进行实地考察，或者用目前的时髦话来讲，与绩溪的领导干部和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对对话，或许不会决此下策了。甩包袱是下策，是伤绩溪人人心的下策，上策应该是对绩溪县领导班子加强建设，引入竞争机制，择能人主政，限期从吃救济粮、用救济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限期使绩溪经济腾飞起来。想当年——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绩溪人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为创立苏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论今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得民心和党心，期望又有不图虚名、不说空话、不谋私利、不怕丢乌纱帽，有头脑、有主见、能干实事的当政者，绩溪人民同样能够在这块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励精图治，同心同德，以改革总揽全局，拼搏一番，完全可以促其重放光彩的。何况绩溪既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如龙川胡氏宗祠、奕世尚书牌坊、胡宗宪墓、胡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霞间古窑址、越国公汪华（隋末唐初著名农民起义领袖）“金銮殿”残址、太平天国壁画、来苏（东坡）桥、徽溪桥、胡适故居和散落在城乡的大量石牌坊、古民居等等；也有美好的自然景观，境内处处山清水秀，四季景色宜人，溪流纵横交错，山峦起伏重叠，还有国家级的清凉峰自然保护区，以及江南第一关、百丈岩、石照镜和众多的石灰岩溶洞。旅游佳景，比比皆是，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浑然一体，蔚为大观。当然，事在人为，绩溪的旅游资源，有待我辈与后人去利用、开发；绩溪人民为发展以黄山为中心的整个徽州地区的旅游事业，是大有天地、大有作为的。事实上，近年来绩溪就接待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以及无数的海外侨胞，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也时有召开；参观、考察龙川胡氏宗祠、胡适故居等名胜古迹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游客，更是络绎不绝。展望未来，绩溪的旅游事业，完全有可能令人刮目相看！
决定的决策者为了提高黄山的知名度，决定将徽州地区改为地级黄山市，又将大徽州（地区）变为小徽州（岩寺区），这更是不伦不类，践踏文明历史，践踏人民感情之错误决策！今日让人贻笑大方，今后则是贻害后人了。试问：西湖是天下胜景，为什么西湖所在地不称西湖市而称杭州市呢?西湖名扬天下，杭州同样名扬天下。请问：同处一地是建设一个扬名天下好，还是建设两个扬名天下好?答案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黄山与徽州，应该仿效西湖与杭州的模式，搞两个扬名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战略眼光。再说，二百万徽州人民，以及居住在海内外的徽州子孙，其心是向着“徽州”的，徽州子孙热爱“徽州”二字，正如炎黄子孙崇拜“中华”二字一样。实践可能证明，改变徽州与绩溪的隶属关系，践踏了历史，弊多利少；废大徽州而立小徽州，践踏了民情，后患无穷。人心所向，应当是最高决策者在决策前应该最先考虑的因素。徽州人民及其海内外徽裔有充分理由要求：恢复大徽州建制，将徽州地区改称徽州市！徽州市下辖屯溪区、太平区（原县级黄山市，含太平湖）、黄山风景区（以汤口镇为中心，含山上）、岩寺区、休宁区（含齐云山）和祁门、黟县、歙县、绩溪，即五区四县。这才是正本清源，合情合理，既延续文明古史，又顺应民心。若能如愿，新老结合的格局是：徽州有黄山（未来的世界公园），黄山在徽州，二者相得益彰。借句佛家语言，那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深化改革，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提高政治透明度，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这都是十三大的既定方针。可是，关于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决定，为什么决策之前没有让徽州人民知道？划出绩溪为什么不与绩溪的父母官和老百姓商量?人们不禁要问：民主何在?透明度何在?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人治”转变为“法治”的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法制建设有待加强；旧制度、旧观念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轻易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属于“人治”范畴的长官意志和官僚作风虽也 受到冲击，但仅是伤其皮而未伤其骨。就以国务院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决定而言，实实在在是长官随心所欲的产物！国家应该抓紧制定《行政区划法》，先是有法可依，再是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到了那时，“一锤定音，万人伤心”的悲剧就可避免重演了。
绩溪隶属徽州，绩溪人属徽州子孙，绩溪与徽州有着悠久的“血缘”关系。“徽州佬”、“徽骆驼”和“绩溪牛”，似乎都是贬义词，但绩溪人听之觉得亲切，感到有诗意，并为之自豪。史实、现实和未来，都会证明：绩溪也是可爱的绩溪，绝对不是一个任人甩来甩去的“包袱”！但是，时至今日，绩溪子孙也罢，徽州子孙也罢，海内外徽裔也罢，面对决定，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唯有仰天兴叹，俯地哀鸣了。
呜呼，愿结束此出当代悲剧，指日可待！到时，绩溪重投徽州怀抱，大徽州重新建制，十八万绩溪人民乃至二百万徽州人民及其海内外徽裔庆幸矣！
参考资料：
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2、《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安徽概览（民国时期）》，安徽省档案馆编印。
4、《安徽概况》，安徽科学出版社出版。
5、《徽州古今》，徽州报社编印。
6、《新安人物志》，徽州地委宣传部、徽州地区文联编印。
7、《绩溪文史资料》（笫一辑），绩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
8、《徽岭南北》，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9、《中国烹饪》，1987年第八期：《徽厨之乡话徽厨》。
10、《徽学通讯》，1988年第一期：《黄山市的建立和徽州学的研究》、《徽商在淳安》。
11、《光明日报》，1984年8月2 2日三版： 《龙川胡氏宗祠的建筑和花雕》。
12、《文汇报》，1987年10月17日二版：《徽墨生辉》。
13、《文汇报》，1988年3月20日三版：《徽学与徽商的关系》。
14、《经济日报》，1986～1987年：《上庄行》等三篇。
笔者后记：
①本文一是作为“意见书”，报请有关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审阅、酌处；二是作为“稿件”，投寄新闻单位，希望编入“内参”。文中有错、不当之处，敬请各方面同志、长者、学者赐教。
②县人大办于七月下旬翻印了此文。翻印前，笔者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
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1988年增刊（重庆）11月号全文刊载，题目改为《一个徽州赤子的呼吁》。
附：来 信 摘 编
我的拙文《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除报送有关领导机关和有关领导同志审阅、参考外，还寄给在外地工作的一些徽州籍人（主要是绩溪人）和在徽州工作过的领导。嗣后，陆续收到后两部分人的来信，现按来信人的写信日期先后为顺序，将信中的相关内容摘抄于后，作为拙文的附件。
安徽省政协常委、省民盟文化委员会主任、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因（原名胡家俭）先生1988年4月26日信：“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情也是我以及所有绩溪人共同的心情。《哀鸣》寄出，不会不激起一点浪花的。不久前，省政协、人大开会期间，不少徽州人也曾就黄山市设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并提出了提案，这也不会都石沉大海的。上上下下都一致认为：绩溪总有一天会回到徽州。我们应该做的是：促使这一天早点到来。”（注：郭是绩溪家朋乡霞水村人，后离休。）
革命前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原名程敷铎）同志1988年五一节信：“绩溪划归宣城一事，现在木已成舟，谁也无力扭转乾坤。目前也只好组织上服从，思想认识上保留。如果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经过几年实践自然会得出结论，我相信到时又会改变。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分分合合，这是通常的规律。”（注：王是绩溪仁里村人，已去世。）
《解放军报》编辑、《中国民兵》杂志负责人方十可大校1988年5月6日信：“为了家乡的归属事，……我们在外地工作，亦与故乡人同感，也不知所云，为何如此？春节期间，我拜会王子野同志时，同有所感。你寄来的材料（注：指拙文），我又转给王子野同志，请他转国务院搞行政区划的有关单位或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可能的话，你再寄一、二份给我，我再转给新华社‘内参’或人民日报‘内参’（这是地方的事）。另，你可直接寄一份给谷牧同志。”（注：我遵嘱又寄去几份，他亦转给有关部门。方是绩溪家朋乡东青岭人，已去世。）
国家气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章基嘉同志1988年5月13日信：“至于绩溪县归属问题，若有机会见到谷牧同志，一定问明情况，反映家乡父老的心愿。”（注：章是绩溪瀛洲村人。此信不是直接寄给我的。1995年10月6日，因意外事故不幸去世。）
《安徽日报》离休干部、原主任编辑胡恩湘先生1988年5月15日信：“关于将徽州辖地变更问题，年来已有不少群众来信，其中有些人怨气冲天，语言相当激烈，也有的象你一样，从历史、建制、风物、人情、文化诸方面，论证分割徽州之不妥。据我了解，本报内参已择要刊登过歙县、屯溪一些干部来信，呼吁省委尊重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意见对领导来说，仅参考而已。正如你所讲的，这个问题……一时难以提通了。……我已通过关系，将你来文转省人大主任王光宇同志阅。……最好再寄一份来，以便再呈省委。”（注：我遵嘱又寄去一份。胡是绩溪上庄村人。）
休宁县委书记刘柳堤同志1988年6月1日信：“来信及《赤子哀鸣》一文，读后又引起我的共鸣，对你的努力深表敬佩。作为我这个赤子，过去在一切可以表达我的见解的埸合，我都作过陈述。老实说，也只是说说而已，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是我始终认为把绩溪划出徽州是错误的，也深信总有一天这种背时的决定要宣布作废的，我也将一如既往，一有机会要向上提意见的。”（注：刘是绩溪华阳镇学背后人。后任黄山市委副书记，已退休。）
解放前长期在绩（溪）、旌（德）、太（平）、歙周边打游击，后任皖南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政委，解放后历任皖南区党委副书记、第二书记，旅大市委书记，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的胡明同志1988年6月7日信：“你对于要求绩溪县划回徽州问题，并提出徽州、黄山双扬名的意见书收到了。你要求我转报国务院领导，我考虑之后，转报李鹏总理，六月七日发出，特告。”（注：在信上署名的还有其夫人洪琪。洪琪同志解放前也在绩溪周边打游击，任皖南地委委员，解放后曾任皖南区党委妇委第二副书记，余不详。胡明夫妇于2000年前后逝世。2001年8月13日，其子女遵照父母生前嘱咐，将父母骨灰携带到黄山光明顶撒向空间，落入他俩并肩战斗过9年之久的徽州大地上。）
黄山市徽学研究会秘书长、副研究员、《徽学通讯》主编方满棠先生1988年6月12日信：“尊稿已拜读，并已送给有关领导。去冬以来，我收到许多外地来信，都谈到绩溪问题，我复信说的也是共鸣之音。有位教授讲，错了也好，错了就要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赞同他的意见。”（注：方是淳安人，已退休。）
安徽省建设厅教授级高工、城市规划专家、古建名城保护专家罗来平先生1988年6月27日信：“《哀》文已拜读，是郭因教授转给我的，很受感动。”（注：罗是歙县呈坎人。呈坎今属徽州区，但他依然称自己是徽州歙县人。已退休。）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吴立奇同志1988年8月7日信：“七月二十八日大札及附件均已奉悉。我是歙县人。现按新的行政区划，是徽州区人了。这是我以前未想到的。我以为祖籍是歙县，改起来颇有不少麻烦，所以至今我仍自称歙县人。徽州改称黄山市，作为徽州文化历史不可分割的绩溪，意外地归属宣州，我原也很不理解。其后听到的反映极多，几乎没有听到对此持赞成态度者，我以为这是不可忽视的民意。但此事现经国务院批准，已成事实，‘朝令夕改’也不可能。有意见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在组织上却不可不服从。您的意见已通过胡明同志转报李鹏总理，这就可以静候回音了。”（注：吴是歙县西溪南村人。西溪南今属徽州区。已故。）
黄山市副市长张脉贤同志1988年10月来信：“来信收悉，仔细阅读了稿件（当然颇有同感），让我更我多了解些情况。……绩溪回归徽州之事，我个人看只是时间问题。一有机会当会努力争取，并进行有理有据的答辩。因为这是海内外绩溪乡亲的共同愿望。这个 愿望是历史的说明，是人心的说明。我才读完康熙三十八年的《徽州府志》，对绩溪部分已予以特殊的留意。”（注：张是绩溪扬溪镇东村人。此信未写日期，我于10月31日收到。后曾调任省旅游局局长、黄山市委副书记，已退休。）
另记：1990年12月 6日，我前往省委花园小区拜访1980年代初出任徽州地委书记，后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顾委副主任的白 鲁克同志。当我们谈到徽州问题时，他告诉我，省委曾征求在徽州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反对徽州改为黄 山，绩溪划出徽州，当时有的同志情绪异常激动，但没有起到作用。
2004年3月24日，曾于1980年代中期出任安徽省省长，后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王郁昭同志来电，当讲到徽州行政区划变更时说，他是1987年6月调到中央工作的，如当年他仍在安徽省长位子上的话，是不可能出现如今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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