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性质判断，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定位。大体来讲，有“公民抗争论”和“颜色革命说”，而这两种性质判断，从政治上讲，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后果。

　　“占领中环“的组织者坚称“占领中环”是一场“公民抗命”运动，因为坚持这一性质认定就可以使这场运动涂上“悲壮”且“神圣”的色彩，披上具有“正当性”的外衣，这样，就可以更好地鼓动那些并不太懂得“公民抗命”理论真实内涵的人们参与。客观地讲，“占领中环”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煽动学生加入“占中”并使“占中”得以延续上是具有某种“成功性”的。如何揭开“占中”的面纱，让更多的香港市民真正看到“占中”的用心和目的，就需要从理论上对这场自称为“公民抗命”的运动进行分析。

　　香港的所谓“公民抗命”，在西方被称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行为，即在一个民主政治社会中，公民个体或群体以非暴力形式，故意以公开的行为违反与自己的政治理念、道德认同和所信奉的宗教不相符的法律、政策或裁定。行为者自愿接受因此行为而导致的国家制裁。

　　在香港的泛民派挥舞着民主大旗，以所谓“正义”，“悲切”和“勇敢”的姿态表现所谓的“抗命”之时，他们却犯了一个理论上货不对板错误。这就是西方理论中所陈述的“公民不服从”行为的正当性是以现行制度和法律具有“恶”性为前提。而在香港的现行制度和法律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前提下，“占领中环”运动是不能用“公民抗争”做理论招牌，来破坏香港法治、繁荣稳定和普选的。也就是说，基于香港现行制度和法律的“良”性，“占领中环”即为一种违法行为，并非“公民抗命”意义上的抗争。

　　在厘清了“占领中环”并非“公民抗命“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再看看”占领中环“运动从始至今的变化，从中不难发现“颜色革命”的踪迹。

　　所谓“颜色革命”指的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这些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而这种对“颜色革命”的描述恰恰符合“占领中环”运动中的各种要素：

　　一、“占领中环“的策划者是不是在这场运动的宣言中也宣称“抗争”具有“非暴力”和“和平性”？

　　二、“占领中环”运动初始提出的诉求(要求中央撤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和进行过程中提出的诉求(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是何目的？

　　三、外部势力是否给予了“占领中环”运动以支持，甚至直接插手“占领中环”运动？对于这种判断，“占领中环”的策划者当然不会承认，但确有各种证据证实了这一点。

　　四、“占领中环”是否已经给香港社会带来了混乱？由此而产生的对香港社会的伤害是否具有长期性？研究香港问题的多名专家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占中”行动对于香港核心价值——法治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

　　鉴于香港并非国家实体，而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笔者认为，对“占领中环”运动从政治上判断为“港版颜色革命”是具有充分道理的。它虽然无法直接颠覆中央政府，但它提出的“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是十分明确的，而这一点就足以构成“港版颜色革命”性质的核心。

　　香港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对于“占中”的后续处理仍然将会以法治的方式进行。不过，对“占中”作出性质定位有助于广大香港市民认清其本质，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

           (作者张定淮，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