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3本文集《名村与名城》，于2009年7月9日正式面世，迄今有一个年头了。一年来，我收到不少相关信息，绝大多数是来自面对面的，极个别是来自背靠背的。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信息梳理一下，再增加相关事项，写成“散记”，也算是作个纪念吧！

一、             有较多好评

        正因为好评较多，不可能一一道来，故择几则代表性的记之。

        2009年8月30日晨练时，退休前曾任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的胡云奇见到我，他用三个“有”和“量”来评价这本书：“有能量，有份量，有胆量。”我说“你评价高了。”他说“不高！不高！”可惜不久，他就不幸去世了。我将他的话记于此，算是对他的怀念。

    大同乡胡灶元于10月30日下午，在老干部活动室叫住我：“亚光，你真是个神兽，害得我好苦！”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习惯晚上上床看书。捧着你的书，看着，看着，就是舍不得放手，害得我多少晚没有睡好觉。”我又问他这与“神兽”（方言，原指具有神奇力量的野兽，后用来形容有特长的人）有何搭界？他回答：“书中好多文字，只有神兽才写得出来。尤其是几篇评论文章，有理有据，又不骂人，对方也无法反驳，所以我说你是个神兽。”他将我比喻为“神兽”了，实在是抬高了我。我们是老相识，或许他的话语间有揶揄成分。他是绩溪县首任土地局长，我们戏称他“土地老爷”。

       7月31日，也是晨练时，退下来之前曾先后担任县人武部部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德林同志对我讲：“近些时收到好多本书，从头至尾看完的就你这一本。这是本史书，有村史、县城发展史，又有家史，还有你个人的奋斗史。文字朴实无华，很耐读。”

    原丝绸厂厂医方广军，10月6日早晨与我相遇，他说：“我毕业于安医院，即今之安医大，算是个正牌大学生了，但你书中的文章，我写不出来。”我说他“谦虚了”，他则讲“我不是谦虚，我是实话实说。”

       还有老朋友、省建设厅教授级高工罗来平先生，8月3日来信，对拙著也加以肯定，概括起来有三，一是说我开篇的《纪念双亲》“写得很有感情”；二是说我“自学成才。佩服！佩服！”；三是非常赞赏我的“徽商在民国时期依然辉煌的观点和论断”。我知道，如今的史学界，尤其是徽学界，普遍认为徽商衰落于清末民初。罗先生以其老家歙县呈坎村和我老家绩溪县瀛洲村的旅外徽商为例，认为徽商直至民国后期尚未衰落，真正衰落出现在解放后，消失于“一化三改造”！这是一个值得史学家，特别是徽学家认真思考的问题。罗工当年是歙中高材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

    曹健先生是从旌德中学退下来的语文教师，对拙作读得很仔细，7月20日发来短信，内容是：“你为修谱受累受气，我有同感。见识学力不同，难与之谋。共勉。”看来，他参与修谱也遭遇到了与我相类似的、有理说不清的尴尬事。

        9月1日，接到一个外地电话，是说普通话的，对拙著《名村与名城》大赞一番。其电话号码是0575—87380596。我查电话簿，“0575”属浙江绍兴地区的区号。可惜，我迄今仍不知道此君尊姓大名。

        我琢磨，认认真真看完《名村与名城》的人，大体上是离退休老同志，在职者一般没有时间，年轻同志也不大有兴趣。但有例外，一位在职的县级领导，却认认真真地看了，说“写得很好”。我说我的文章只有哲理性，没有文学性。他说：“不然。我倒认为哲理性与文学性结合得很好，没有花里胡哨的文字，论理充分，强调证据，这就形成你的独特文风。”

        运公后裔、当过伏岭镇人大主任的湖村人章楼功，9月9日下午在老干部阅览室，当着多人的面，将我和胡成业二人扯在一起，比作近代史上的两个大名人，加以赞扬。他说一个“岭南章”，一个“岭北胡”，……我听后立即提醒他：“楼功，你不能开这样大的玩笑。”他则说：“怎么是开玩笑呢！这么多人在此，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开玩笑？”当即有人附和：“楼功说得对！”至于他比喻了哪两个大名人，恕我“屏蔽”了。

    今年7月7日上午，在县医院大门口碰到老同事、老朋友、1980年代出任院长的杨醒华医师，他也与我打趣：“章亚光，你的书我都看了两遍了。你的文章写得好，我准备看第三遍。”他还边说边竖大拇指。我回答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音员最后一句话是‘谢谢收看’，我要借用一下，‘谢谢阅读’！”他老伴丁秀明医师也在场，三人哈哈大笑。

凡此种种，以及更多友人的话，我都视为对我的鼓励，对我的鞭策。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尽管他们都发自内心，我也不能句句当真，这必须要有自知之明。

二、             有善意批评

张德林同志那天见到我时，还指出：“你的书第58页有错误，《共同纲领》不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人年纪大了，记忆力明显衰退，经他一提醒，我即想到在全国法院系统业余法律大学学习《宪法学》时，就学过《共同纲领》，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可是，我当时在撰写《瀛洲村的民俗文化》以及后来的校对，都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该打屁股。

9月13日，绩中退休教师程源杰上门来，说我书中写的春社、秋社日子错了，不是春分、秋分，但他只知道是前后的日子。我马上翻2005年的笔记本，第2页就记有：“社日，古时春、秋两次祭祀土神的日子，一般在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摘自《辞海》缩印本1998年版1780页。”据此推算，2010年立春是2月4日，第一个戊日是2月7日，第五个戊日是3月19日即春社，春分是3月21日；立秋是8月7日，第一个戊日是8月16日，第五个戊日是9月25日即秋社，秋分是9月23日。至于冬社，即冬至祭祀社公老爷，可能是瀛洲村特有的民俗活动，所以才有“油坑口，不相同，三社两清明”的民谚。

10月19日，一位曾在休宁万安中学读过书的老先生亲临寒舍，对我书中《致〈徽州社会科学〉主编洪玉良先生信》一文中的“骗骗自己可以”这句话，认为有点刺眼。他说：“俗话说得好，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跳，你用这句话人家看到就要跳了。”我立即接受批评，并声称如有可能再印，将其改为“自我欣赏可以”。我又问他后面还有一句“何苦咬着个死蛇头不放呢”是否欠妥？他认为“咬着个死蛇头不放”是绩溪方言，义同固执己见，绩溪人看了无所谓，外地人可能看不懂，还是改成“何苦固执己见呢”为好。我再问他我此“信”中的论点有错吗？他果断地回答：“哪会错呢，正确！”

以上批评，对我大有裨益。其实，错误何止这些呢？书印好后，我也看了几遍，发现还有几处错误，校对上也有少许差错，甚至有错别字和病句。

三、             稍有不和谐之声

拙著出版不久，就听到来自老家个别人的不和谐之声。据说这个别人针对的是第四篇《“章谱”杂录》。该篇所有文章都是据实记述，一无虚言，其中绝大多数文章均送老家乡亲传阅，“谱序”还经编委会讨论通过，唯《修谱背后的故事》一文，仅发给广州旺维、杭州本型2人。我原不打算将此文收入书中，后是无可奈何而为之。个别人意见是背靠背的“东西”，真也罢，假也罢，我都报以一笑。也就在此时，报纸上有篇文章，引用两位古人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录此存照。寒山子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我当如何处之？”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寒山子当时可能还年轻，“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或许等得到，我可是个75老人了，只能是边“过”边“看”了！看得见也罢，看不见也罢，我都以笑度日，直至含笑九泉。其实，也有多位文友和同宗当我面讲那个别人“缺失良知”，我也是付之一笑。

四、             几则与拙著相关之事

1、《名村与名城》的第一篇《名村瀛洲》，不是我主动要写的，而是应安大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卞利教授，复旦大学博导、著名近代史学家王振忠教授，以及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国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John  Lagerwey (劳格文)先生之约而写。他们策划编套“徽州传统文化丛书”，先编“绩溪卷”，约我写瀛洲。我应约先写了初稿，打印若干份分发老家本隆、本宣（竹简）二位我读小学时的老师，以及渭尧、汪明等乡亲征求意见。他们都有反馈意见给我，我基本上都作了修改、补充，形成5万字的稿子。劳格文先生阅后删掉解放后部分，只剩下3万字了。我对此有不同想法，但又不能干扰他们的编辑计划，所以就将这5万字放到自己的书中，并排在首篇`。原来的书名是“名城与名村”，考虑再三，下决心改成现在的书名，旨在突出瀛洲是个徽州历史文化名村。

2、许晓骏先生为拙著写了《序言》，其第一小标题是“瀛洲‘有人’”。我们如何理解“瀛洲‘有人’”这句话呢？当然要从广义上理解，因为他是为整本书写的序言，主要针对戏谑性的“瀛洲‘没人’论”而言。所谓“有人”，自然是指称集体概念，即瀛洲人才济济。如果硬要从狭义上去理解，说是专指我的，我在此也就不谦虚了：就是专指我，我也担当得起！但我不排斥任何人视他人为瀛洲“有人”。

第一，直接参与编写“县志”，是第二十二章初稿撰稿人；既是编纂，又是法律顾问，在瀛洲的历代文人中，舍我还没有第二人。

第二，旅外瀛洲人情况不明，就在村、在县的瀛洲人而言，退休12年主编了3本志书（或类似志书），出版了3本个人文集，总共约140万字，其中约有130万字是我一字一字写成的，舍我也可能没有第二人。

第三，能请副省级干部、曾担任过徽州地委书记的白鲁克同志为《徽州古村落——瀛洲》题写书名，正省级干部、曾担任过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同志为瀛洲“章氏宗祠”题写匾额，瀛洲人舍我其谁！

第四，佛学上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我不信佛，也不想百年之后能造七级浮屠，只不过在此陈述几点事实罢了。我在县医院工作时（1963—1969），虽不是医生，但能商请本院最好的医生挽救了多个瀛洲人的生命，最典型的是熙永和观铁，他俩都是晚期血吸虫病人，作脾脏切除手术后又出现反复，经及时抢救治愈出院后多活了很长时间，熙永活到2004年，观铁活到1980年。我每次回家，熙永见到我，总说我是救命恩人，我倒有点担当不起；他去世前，还特别交待儿子在他走时一定要通知我。2004年3月27日接到报丧，我立即赶去熙永家吊唁。观铁出院前夕，其母亲送鸡子（蛋）、糕上门，对我千谢万谢。我将糕（专用吉利糕点，一般不吃）和柏枝、天竺叶收下，鸡子要她给观铁吃。我在法院工作时，1983年“严打”期间，杀人权下放到县，“专案组”（公、检、法三家各抽一人组成，具有侦查、起诉、审判的权力）拟对被告人某某某判处死刑。此案不由我承办，院长却要我阅卷把关。该案被告人作案两起，后一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罪行不重；前一起强奸致死人命，是“专案组”拟判死刑的主罪。我阅读审讯笔录，发现被告人对前一起案件的回答总是吞吞吐吐、反反复复，并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供词，我怀疑审讯方法有问题，还特地找了县公安局长交换意见。有的证据更成问题，如我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是“专案组”成员，但这起案件发生在“严打”之前，那时没有“专案组”，我知道他并没有参与现场勘查，勘查笔录上却有他的签名，从法理上讲这份证据失去了证明效力；被害人跳水库自杀前夕，曾对邻居说强奸她的人一喷酒气，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喝过酒。我向院长汇报：此案主罪事实不清，证据矛盾大多，不能认定。院长对这位本院的“专案组”成员一顿训斥；我也批评他作为一名法官，不该违反实事求是的最基本原则。在当时的高压态势下，院长岂敢“疑罪从无”，而只能“疑罪从轻”，审委会决定判处死缓，总算保住了被告人的性命。他当时只有20多点年纪，估计现时已“刑满”释放了，下半辈子还能好好生活。“疑罪从轻”，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966年生。1994年4月22日因涉嫌故意杀妻被刑拘，4月28批捕。同年10月，原荆州地区中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不服上诉，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8年6月，京山县法院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佘再次上诉，被荆门市中院驳回。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被杀”11年后回家了，“凶手”终洗不白之冤）、赵作海（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1953年生。1999年因认定他杀害同村赵振晌而被先拘后捕，2002年被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赵作海得以昭雪，但已度过11年的牢狱之灾）们终于等到了自由之日；“疑罪从有”，聂树斌（河北省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1974年生。1994年9月23日被抓，10月1日被刑拘，10月9日因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捕。1995年3月15日被石家庄市中院判处死刑；聂不服上诉，省高院于4月25日决定执行死刑。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抓获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供认多次强奸、杀人，其中一起就是聂树斌被处决的“罪案”，并到现场指认）们成了冤魂，这是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结果，这是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缺失或者完全丧失良知的结果，这是中国司法体制的悲哀！相对地说，“疑罪从轻”还是体现了法官的点滴良心；“疑罪从有”，法官的良知则丧失殆尽了。我们必须摒弃“有罪推定”、“疑罪从有”这种草菅人命的恶劣行径，遵循“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国际通行原则，这就要从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下手，让公、检、法三家真正能够独立办案，强化互相制约，淡化互相配合，政法委不再参与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同时，看守所不能继续由公安机关管理了，侦羁必须分开！否则，还会出现新的“佘祥林”、“赵作海”乃至“聂树斌”！彭真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共中央为贯彻实施“两法”，还专门下达中发〔1979〕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文件宣布：“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后来政法委的所谓“协调”，其实质还是没有脱离党委研究具体案件的习惯作法。这也正是中央文件所批评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尤其是许多地方由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协调”的结果就更成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五，我最值得“自夸”的是，参与和推动了中央下决心收回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致许多可杀可不杀，以及少数错杀和冤杀的人没有被杀掉。缘起在好多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每期要公布上诉、抗诉、申诉的民事案件逐月审结数字（不久就不公布了），我发现改判（包括调解、发回重审）率不低，这正好说明各高级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错判率不低。1983年“严打”，中央对五类严重治安犯罪案件（后又增加涉毒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高院行使。我比照民事案件的审结情况，推测刑事案件的问题肯定不少，经反复考虑，于2004年3月写成《死刑核准权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一文，被《合肥学院学报》刊载，因该“学报”系“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所以影响一下子扩大了。经过许多学者、专家和业内人士前前后后的努力推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2006年10月27日讨论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的效果如何呢？下面抄个参考数据：《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A4版特稿《器官捐献迷宫》中提到：“2007年最高法（院）执行死刑复核后，死刑犯器官减少三分之二”！最新权威信息是：“据最高法院有关人士透露，死刑复核权收回以来，超过10%的死刑案件被改判为死缓或无期徒刑。”（见《南方周末》报2010年7月22日A4版）

第六，我最担当不起的是，不知何方“神圣”，竟将我的名字也列入章氏家族名人录中，与古代和近现代的顶级名人排在一起，实在是惭愧有加。我自己写的文章又不会直接上网，都是报刊或朋友为之，而这位“神圣”我又不认识，真有点七上八下、左右为难了。还有未曾谋面的朋友，给我戴了不少桂冠，其中“著名法学家”、“著名徽学家”两顶帽子，有点过头了。我虽是中国法学会资深会员，安徽省徽学会资深会员，但离“著名”还远着呢！

《易经》云：满招损。我在拙著《名村与名城》以及本文中，凡讲到自己方方面面的业绩，坚持实事求是，坚决不讲“满”，免“招损”。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句俗语同样适用于我。我一生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有我的短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一生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清清白白处事，在职当会计时，经手了千千万万的钱财，当法官时承办了大量各类案件，我廉洁奉公，不贪不腐，不阿谀奉承，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循私情；退休后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为宣传老家瀛洲，为宣传徽州文化，不遗余力。所以说，我问心无愧，死可瞑目矣！

3、舒頔《瀛川章氏族谱序》中的“运之往来父兄宦邸”句，其“父兄”一词，据《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第一释义是指父亲和哥哥；第二释义可泛指父兄辈。从舒《序》上、下文的结构逻辑判断，“父兄”明显是特指上句的祖邵、颀之。《徽州社会科学》月刊2009年4月号，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瀛洲章氏家族若干史实探讨》（下称“探讨文”）。我收到刊物的5月8日当晚，即发给该刊主编洪玉良先生电子邮件，并附去拙作《瀛洲村始祖章运迁徙年份、地址、原因考》。该刊5月号就发表了《考》文，正了视听。（参见拙著234—237页，219—227页）《杭州徽学通讯》季刊2009年第3期也发表了“探讨文”，我亦发去电子邮件，对该刊主编唐建军博士严加批评，他随后回复电邮：“深表歉意”。我注意到该期《通讯》的责编不是唐，责编未看到舒《序》的原文，我不责怪他。但唐是主编，我先前曾将舒《序》全文发给了他，主编有责任把好关，所以我明确告诉他：“我不能谅解”。今年第1期《杭州徽学通讯》，载有唐主编在“编辑小组和胡适研究小组联席会议”上的表态：“对于以往各期编辑过程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包括某些史实材料的掌握不当和错漏现象，唐建军主动表态承担责任，并诚恳地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祁望得到谅解。”（见35页）有意思的是，一年过去了，那位责编一直也没有在刊物上露面，不知是否引咎辞职了？还有前面提及的“徽州传统文化丛书”，卞利先生于2009年5月14日带了好多本《绩溪卷》初稿来到绩溪，初稿中也收有“探讨文”。徐子超先生最先看到，他问卞利“你怎么把这篇文章搞进去了？”卞说是“章亚光寄给我的。”徐答“这怎么可能呢？”上面的一问一答，我没有听到，是第二天我们一起在县档案局开会时，徐说给我听的。卞利先生来到会场一见到我，立即向我致歉，回去后又发电子邮件来再次致歉。我也一再向他表明：“你又没有看到舒《序》原文，作者又断章取义，我怎能怪你？”

4、我们绩溪县的当今文人中，对谱牒学有所研究者并不多，徐子超可算一个。他买了一本“瀛洲新谱”，翻阅后认为只能称“挂线谱”，对运公后裔有点实用价值，但称“族谱”名不副实，并批评我们是浪费人力、财力、物力之举。他之所以用了尖锐措词，是因为该谱的文字资料只占到百分之九，实在反映不出瀛洲章氏家族发展壮大之脉络。他批评得虽然过分了一点，但从谱牒学角度讲，又不能说毫无道理。2009年7月20日早晨，竹简老师在东门桥头看到我，说他打算将瀛洲旧谱的3册文字资料整理出来，作为新谱的文字卷，印刷成书。我回答他这是件大好事。今年1月29日下午，我同一位乡亲去他家，我们表示在经济上给予适当支持，再是协助做点校对一类的工作。此时，他已去老家将一村民保存的一册借来复印了，约240页，并装订成书，封面写“瀛洲章氏宗谱”。我翻了一番，随即提出几点意见，供他整理时参考。一是3册旧谱史料原则上要全部转录，不考虑新谱是否转录或摘要转录，以保持完整性；二是其中确有少数与瀛洲的人、事、物毫无关系的文章（包括谱序），可以剔除；三是对有可疑之处或确有错误的文章，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用括号写上按语，指出其疑点与错误；四是要正确标点，对少数冷僻字以及一些典故尽可能地加以注释，方便大家阅读。我还告诉他，另两册我早于去年5月2日就借来复印了，有160页，春节后送来。竹简老师春节后也去老家将这两册借来了，但还是用我的复印件再复印的，装订后也在封面上写上“瀛洲章氏宗谱”。这3册史料，是一个整体，是前辈人修谱累积下来的心血。我在翻阅自己复印的两册文字资料时就觉得不对劲，怎么一篇“谱序”都没有呢？这违背修谱常识嘛！后在竹简老师家翻阅另一册复印件，发现有众多“谱序”，显然是旧谱的组成部分，并非什么其他“稿本”。竹简老师还请汪俊赓先生加了标点，下一步就是打字、排版、付印了。前些日子又听说有变故，不然这本文字卷有可能已经摆在诸多乡亲的面前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此项工作有人来完成，作为“瀛洲新谱”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瀛洲新谱”成为名副其实的族谱，这也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善行。到时，估计徐子超也会拍手称快的。2007年新修的《旺川曹氏宗谱》，得到了谱牒学专家陈学文先生的首肯，该谱除世系篇外，文字部分有奠基篇、耀祖篇、文苑篇、杂志篇，谱序就汇辑了15篇。（见《杭州徽学通讯》2010年第2期1—3页）而我们的“瀛洲新谱”的谱序，只有民国版主修胡通经的《序》和我为新谱下卷写的《序》；另收有陆秀夫《序》和舒頔《序》，一共才4篇，显然有重大遗漏。况且陆《序》和舒《序》不是录自瀛洲旧谱，其内容，特别是舒《序》的核心内容，与瀛洲章氏家族史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瀛洲新谱”相形见绌了！正因为如此，我曾撰文引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句俗语，希望乡亲正确对待徐子超先生的批评。在我辈面前，徐君毕竟是个谱牒学行家，我们不能不服气。

5、过去的一年中，我家发生了两件大事，值得书写。一是2009年6月20日，儿子章淳赴省开会回来，乘坐轿车在合肥至芜湖高速公路巢湖段上出了车祸，交通警赶到之前的好几十分钟时间都没有尾随车辆，否则的话，车、人皆有可能“粉身碎骨”。虽然儿子右臂骨折，但毕竟是不幸中之大幸。今年7月8日，又顺利取出去年接骨时铆进去的钢筋。二是孙儿章磊，2008年大学本科毕业，虽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前夕入了党，但当年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却没有过关。2009年再考，司法部于11月21日通过互联网公布成绩，并宣布合格分数线为360分。孙儿刚好达线，以“险胜”成绩获得由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签署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我省参考人员的达线率是18.9%。孙儿跻身于18.9%，我这个当爷爷的自然十分高兴，特地奖励他一台价值5000元的笔记本电脑。他立志当律师，现已在安徽（绩溪）石镜律师事务所实习，实习期满后想到大中城市闯荡一下，虽有一定风险，我们一家人还是表示支持。《绩溪徽学通讯》2009年11月总第11期上，有我写的《对瀛洲乡“乡改镇”的若干想法》一文，其中讲到“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的话，有位乡友了解前述我儿子、孙子的事，他看了后也与我开起玩笑来，他说：“你虽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但你图个好报。”“图个好报”，说得在理，我认了。像我这点年纪的人，虽然仍在“老有所为”，但大的作为是没有了。对于儿子、孙子他们，我既不奢求一代高于一代，代代高；我只希望他俩平平安安，并切切实实为老百姓提供法律帮助，争点好名声吧！就目前而言，尽管他俩都是大本学历，但法学水平与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赶上我必须要下一番苦功才行。我曾在中国经济法学领域最高权威刊物——《经济法制》月刊，先后发表过两篇论文；我国五大商业银行——工行、农行、建行、中行、交行，其中三行即工行总行、建行总行、交行总行各自主办的刊物，分别发表过我撰写涉及借贷合同相关法律法规的长篇论文。新华社总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2月2日出版的第27期，开辟“如何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专家论坛，其中就有我撰写的论文：《尽快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也谈怎样“遏制刑讯逼供”》。再是在写作方面，他俩也逊我一筹。如拙著中的《绩溪人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一文，曾被全国各地数十家刊物和网站转载。此外，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靳秀梅的毕业论文《宋元明清药肆初探》，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硕士研究生吕伊婷的毕业论文《胡光墉与南邦票商之研究》，拙文都是她们的“参考文献”之一。科学杂志，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很关注所刊载文章的利用率。对作者来说，文章被他人利用，自然是很开心的事。现时上网仍可看到，前面述及我撰写的有关“死刑核准权”和“借贷合同相关法律法规”等论文，也被他人利用。当然，孙儿是科班出身，年纪又轻，只要努力，不论在法学方面，还是写作方面，超我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2010年7月10日晚初稿，7月25日二稿于县城舒家巷“东望瀛洲”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