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对文化现象研究等较有兴趣,在各级刊物发表过论文、小说、散文、诗歌、中长篇通讯等60多篇,多次承接过宁波市级经济社会重点研究课题。
明清数百年间,徽州男儿从长约20公里的徽杭古道,长途跋涉到沪、杭两地,走出大山,也走出经商入世的第一步,近在咫尺的江浙地区成为他们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的首选之地。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昔日的扬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徽商曾是这些城市繁荣和发展的最主要经济力量,杭州是徽商领袖式人物胡雪岩发迹之地,苏扬富商尽为徽商,乾隆时期的扬州徽商资产多达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政府在最鼎盛之时国库存银不过七八千万两。乾隆皇帝感慨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城市的宁波,在南宋王朝偏安杭州后,作为都城临安附近的大城市,其政治地位和商贸地位显著提升,徽商活动足迹涉及逐渐增多;明清两代,宁波成为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亦成为许多徽商云集之地和徽商产品重要营销地。历史上徽商也在宁波演绎了一段段传奇故事。
宁波饮食文化史上的徽菜传奇
说起徽商在宁波留下比较深的历史痕迹,不得不说起徽菜。徽菜发源于徽州歙县,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徽菜随着当年徽商走遍天下而传到各地,成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对徽菜发展贡献最大的是遍布各地的绩溪厨师,就连现代著名学者绩溪人胡适先生也做出过贡献,他在美国时,频以家乡乡间流行的一品锅招待外宾,使徽菜闻名世界,此菜又被后人称为“胡适一品锅”,而徽商胡雪岩也创立著名的金华火腿。
甬城餐饮业有著名的三大老字号,状元楼主营甬帮菜,梅龙镇主营川扬菜,而最有名的东福园主营的就是地道的徽菜。在近代的宁波饮食业发展史上,还有“六帮三馆”之说。六帮,指的是菜帮,即甬帮、徽帮、杭帮、绍帮、沪帮、津帮。三馆为素食馆、野味馆、回族馆。当年的宁波三江口是全省海陆货物的集散地,商行、钱庄林立,官绅商贾云集,成为饮食业的风水宝地,东门口菜馆众多,竞争激烈,东有晋江楼,南有南华楼,西有状元楼,北有中央楼,都各有特色和绝招,各自拥有一批顾客。
1933年,徽商吴子昭集资六千银元,在三江口南侧开设菜馆,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吉祥之义,定店名为“东福园”,可接待近800人同时用餐,主营徽菜和甬菜,由于选料精细、工艺严谨、味道醇厚,它是宁波最早经营“冰糖玉燕、火煄金钩翅、花菇辽参”的高档酒楼,且一直是宁波知名度与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豪华酒楼,使徽菜在宁波近代历史上的“六帮三馆”中占有重要一席,曾与杭州的“楼外楼”齐名。当时,“东福园”附近还有一家徽菜馆“聚福园”,生意也相当兴隆,与之齐名。
明代海上徽帮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从新世纪开始,宁波市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程。宁波和广州、泉州被公认为中国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始发港,自古以来,港口是宁波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海上徽商对宁波乃至东南沿海民间贸易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民间贸易的主要是以徽州府歙县商人为主体。较早的有许辰江、许本善等人,具有代表性的徽州海商有许氏海商集团、汪直(即王直)集团和徐海集团,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上贸易公司”。许氏海商集团包括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个兄弟,许氏兄弟到浙江双屿港(位于现宁波佛渡岛与舟山六横岛间)等处买卖,建立了宁波双屿、舟山烈港等基地,通过海上武装,将生丝、茶叶、景德镇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逐步形成扩大成为许氏兄弟海商集团,而实行海禁的明王朝多次派出军队进行围剿。在许氏海商集团被明王朝军队镇压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江浙海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出现了规模更大、人数更多、资本更雄厚的汪直、徐海海商贸易集团。
汪直(又名王直)出身穷苦,少有侠气。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商业伙伴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嘉靖二十七年,许栋海商集团被明王朝军队击溃后,汪直收集其残部组成一个新的海商集团,后逐步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汪直海商集团成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员工和兵丁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当时,宁波双屿岛成为全球性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当时的双屿岛,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
汪直一直希望明王朝能够开放海禁,应宁波府通判的请求,降服盗贼陈四一伙。次年,又应定海卫把总指挥的请求,打败围攻舟山城的“倭寇”。然后在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自称净海王,其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祈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去了日本,在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建立贸易集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带着报复的心情于当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诲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壬子之变”。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东归柘林,“连络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八月,攻下嘉定县,接着在师家滨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
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不想对抗朝廷,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籍贯为徽州绩溪的浙江总督胡宗宪,释放在狱的汪直的老母妻儿,给予丰厚的待遇,同时派使团前往日本宣谕并招抚汪直。经多轮谈判,汪直于公元1557年9月下旬率数千骁勇由日本驾舰回国,泊舟山岑港,于十一月份入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对汪直非常优待,并上疏请求赦免。但此时朝中一些重臣已变换嘴脸,对胡宗宪进行激烈的弹劾,言其受汪直贿赂而徇私,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陷入危境。胡宗宪被迫交出汪直,汪直被捕入狱,于公元1559年12月被斩于杭州官巷口。汪直临死时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徽州商人为主体的海商集团到日本等外国经商贸易的行动,也改变了唐宋时期那种主要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被动局面,如果这种贸易顺利进行的话,将有可能推动和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中国历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强行扭转船头转了个U字弯。
但无论历史结果如何,正是徽州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使宁波通往世界的繁荣海外贸易之路在上千年中从未间断,为今日宁波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胡雪岩、周氏家族与宁波近代商业发展史
一般人都知道,徽商领袖式人物胡雪岩白手起家发迹于杭州,但胡雪岩与宁波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不仅在宁波先后开设了通裕银号、通泉钱庄,还开设当铺,并兼做生丝、茶叶、药房等生意,宁波在胡氏庞大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宁波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商埠,胡雪岩本人和员工常往来于宁波,经营进出口业务。同时,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还利用宁波作为通商口岸便利条件,承办官府交办的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与位于宁波外滩的各国领事馆和洋买办交往密切。在宁波近代商埠经济发展史上,胡雪岩也算是一位重量级人物。
在民国时期,经营徽商传统行业的还有不少,如宁波东门外灵桥边的成泰漆店、江东的王日茂茶庄、江北岸后马路(今人民路)的张志大茶叶店,姚家在鼓楼开设的前新裕大茶庄等等。徽州盛产的油漆、桐油、茶叶等优质的特产,由在甬之徽商经营,畅销宁波。在甬徽商经营的茶漆店多以周姓为主,有周恒异、周成泰、周利和、周恒生、周荣大等,这周姓大多出自历史上著名的歙县昌溪周氏家族,史称“周帮头”,宁波是这个家族外出经商首选地。
清末以来,全国漆商首推徽帮;徽帮漆商,又首推周帮头的周友仲和周宗良。周氏家族在宁波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生产经营流程,从四川买进生漆原料,运到宁波,在该地加工成了漆器可用的熟漆,然后进行销售。最盛时,甚至镇海、柴桥等地也有徽商开的漆店。周氏家族中著名的“油漆大王”周友仲在宁波、绍兴、杭州、扬州等地就开设了连锁漆店,1930年,投资上海万里漆油厂股份有限公司,在宁波重点经销该厂生产出品的“帆船牌”各色瓷漆,成为宁波当时家喻户晓的著名油漆品牌。
有人认为,以胡雪岩和乔致庸家族为代表的徽商、晋商衰落时,正是“宁波帮”、苏商、沪商崛起,新商帮以现代经营理念将传统经营的徽商、晋商取而代之。我认为,与晋商彻底衰落的命运不同,徽商均是走出徽州,而融入江浙等当地社会,其徽商第二代第三代早已融入当地,这种社会大转型中,往往以苏商、沪商或“宁波帮”等身份经商,成功地进行了转型,继续活跃于商界。有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宁波人熟知的“宁波帮”和宁波钱庄发展史上响当当的领袖式人物周宗良先生(1876—1957)。
这位中国“颜料大王”、“钱庄大王”周宗良,虽出生在宁波,却也是古徽州歙县昌溪周帮头周氏后裔,其爷爷行商落户于宁波,经营油漆生意,其父继承祖业在宁波继续经营油漆店,并从事牧师职业。周宗良早年在驻宁波的海关部门任职,1905年赴上海入德国谦信洋行任职,1910年被委任为上海谦信洋行的业务主持人,从德国进口的“狮马牌”颜料,统归周宗良独家经营,生意兴隆,名噪中外商界,遂成沪上富豪。1924年,德商在沪成立德孚洋行,周宗良任洋行总买办,成为德国颜料在华的总推销人,销量陡增,分号多至200余个,资金达400万元,商界尊周宗良为中国“颜料大王”。后又进军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开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杭州电气公司、华南轮船公司,并于1916年在宁波开设恒孚钱庄,并大胆革新,推进钱庄向现代银行转型,曾任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董事,成为宁波钱庄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1998年,周宗良之孙旅美华侨周裕隆先生遵其遗嘱,捐资50万元重修周氏宗祠。
因为徽州商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便有了“徽骆驼”的绰号,在徽商文化时代,尤其是亦徽商亦甬商群体的影响下,徽商“勤劳、诚信、开放、崇文”的精神,对宁波帮、沪商的经营理念、价值理念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对“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帮文化精神形成起到一定作用。
上图:宁波庆安会馆的高高马头墙带有典型的徽式建筑风格。 (本文来源:宁波网-宁波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