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作为九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现在已是尽人皆知了。胡适，也作为那场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将而名声鹊起。而考其源流，这场运动还要从一个小小的杂志说起，文化运动的兴起，胡适能够在二十六七岁时即“暴得大名”都与其相关，这就是《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新青年》是胡适的发祥地，没有《新青年》，胡适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番光景。

　　因为有了陈独秀，所以有了《新青年》；因为有了《新青年》，所以成就了胡适。统观胡适与《新青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胡适加盟《新青年》，得了最初发表言论与创作的机会。他因《新青年》博得了盛誉，《新青年》也因为有了他而更加大放异彩，作者与刊物之间达到了交相辉映的理想状态。而最后，胡适与《新青年》的分道扬镳，只能说是道不同，不能苟合，但其情义却可值得一叹。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照片

▲《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号

▲《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新青年》的缘起

　　1917年1月年仅24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9月在北大任教，随后出版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术界取得无可争议的地位，短短两年内胡适即与国内顶尖学者并驾齐驱。以这样的年龄，在思想文化界取得如此成绩，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当无第二人。梁启超当年追随康有为进行维新变法，有着康有为的提携、维新变法的影响，梁的青云直上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胡适全无凭借。

　　《新青年》这块胡适的发祥地，最早由胡适的安徽同乡陈独秀开辟的。对于这份刊物胡适后来回忆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指1910-1930年代)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纷纷回国，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也回到了上海。1915年的上海抗日救国运动此起彼伏，陈独秀苦苦思索，认为求国者必先改造国民思想，造就新一代有为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的，在皖籍汪孟邹和其他人士的帮助下，陈独秀于9月15日在上海出版《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

　　杂志初创，困难可想而知，汪孟邹积极联系杂志的撰稿人。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了自己的绩溪老乡胡适，并多次代陈向胡约稿。经过汪的牵针引线，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开始携起手来，胡适与《新青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而此时的胡适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面对着孕育和萌动着的文学革命大潮，经过长期的思索和与朋友们的交流，胡适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改变半死不活的文字。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却应者寥寥，同在美国求学的一帮朋友们多不赞成胡适的意见。

　　当得知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杂志并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的时，胡适欣喜异常。胡适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指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并在《新青年》1916年9月2卷1号上的发表了自己的译作《决斗》①，这也是胡适在《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作品。1916年10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将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考告诉了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陈独秀接信后，积极鼓励胡适将这些意见表述成更为完整的文章，这就是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系统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模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此文的发表引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死”水。一夜之间，大洋彼岸的胡适名声大震。《新青年》成为胡适一生声名事业的发祥地，年仅26岁的胡适就此暴得大名，开始了他作为名人的生涯。

　　博得盛誉

　　胡适作为名人地位之所以能巩固下来除了自身的素质，还得益于《新青年》另外两个盟友，即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的《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在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至此以《新青年》为中心，在《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的效应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胡适作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也更加稳固。胡适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除此之外，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还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如发表的白话诗，是我国最早一批新诗创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终身大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话剧创作。据统计，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共约60多篇，包括有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及其他读书札记等。可以说，这一时间里，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当胡适与陈独秀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时，政治问题逼人而来，不谈政治的默契终于被打破，陈独秀开始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最终的分歧在所难免，胡适与《新青年》的蜜月期也就暂告一段落。

　　与《新青年》的诀别

　　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所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所思所想要比寻常百姓更为深刻。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

　　1920年8月，陈独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而且自1920年9月1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期的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重头文章”，即《谈政治》，公开了其与胡适的分歧。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这位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军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子。如今却成为点名批判的对象，可见《新青年》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不再铁板一块，而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两位新文化运动战将决裂的宣言书，这两位安徽人从此分道扬镳。

　　面对《新青年》的急剧左转，胡适尤其不满，他讽刺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②的汉译本”。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也告一段落，就这样，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告一段落，结束了这场蜜月般的文化之旅。《新青年》在当年毕竟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它急剧地向“左”转，马克思主义这面红旗才会迅速红遍全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胡、陈二人在《新青年》杂志上产生了分歧，但这并未阻止两者之间的私人友谊，陈独秀在《新青年》遭查禁后仍然私自发行，结果被法国租界当局逮捕。胡适得知此事后积级营救陈独秀，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见他内心的激愤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和关怀，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据后来胡适回忆说“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终于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查封。”(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