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7月18日上午，绩溪县人民政府嘉宾馆3楼小会议室召开“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保护区”专家组成员：省文史馆副馆长余家林，馆员郭因、方利山、徐永龄，省徽学会副会长鲍义来，省参事室业务处副处长李建生等先生。章亚光先生参加了绩溪县座谈会。

    章亚光：绩溪县人民法院退休干部。退休前曾任《绩溪县法院简志》（打印本）主编、《绩溪县志》编纂；退休后又主编《绩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徽州古村落——瀛洲》、《绩溪县城建志》，受聘担任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程东屏先生书法选》副主编、大型丛书《名人故里绩溪》编委、大型电视专题片《走登源》顾问、《瀛洲章氏宗谱》编委会副主任，出版个人文集《法苑求索》（法制）、《徽州情结》。

       参加绩溪座谈会的的有：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外聘绩溪籍或在绩溪工作的研究员徐子超、邵之惠、章亚光、方静、黄来生，原县政协副主席胡其佳，县文广局副局长章美珍，县文物局局长方玉良，县文化馆馆长宋多健等人。与会的还有宣城市的同志。会议由副县长许少辉主持。

       下面是章亚光先生即席发言后经回忆整理并稍作充实所成文章。

对“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专家组的期望

第一、先要感谢今天到会的省文史馆馆员、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方利山先生，是他于去年8月写了《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刻不容缓》的报告寄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在看到载有方先生报告内容的《情况反映》后迅速作了两次重要批示，国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和当时的省长王金山（今省委书记）接到温总理批示后，投以极大关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随即于今年1月8日在屯溪挂牌成立。“保护区”的区域范围，包括现黄山市所属的屯溪、徽州（原歙县岩寺区）、黄山（原太平县）3区和歙县、休宁、黟县、祁门4县，以及1949年解放时划到江西的婺源县和1987年底划到宣城的绩溪县。本来，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自宋·宣和三年（1121）置徽州府始，构成一府六县的长期稳定格局，才有可能逐步形成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时间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徽州文化同样受到严重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了极左路线，政治环境逐步宽松，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抢救徽州文化，保护徽州文化，研究徽州文化，并付之于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但也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文化物质遗存，仍然得不到很好保护，时时刻刻地、一点一滴地在老徽州这块土地上消失。就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方利山先生作为“民盟”成员，积极参政议政，以时不我待之精神，撰文向总理报告，跨省跨地区的“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终于诞生了，这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必将起到良好作用。对此，方先生功不可没！

第二、本届绩溪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认识到徽州文化是发展经济的潜在资源，而绩溪又是徽州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所以，他们一改以往领导的做法，思想上比较重视徽州文化，行动上为保护徽州文化、弘扬徽州文化、利用徽州文化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徽菜之乡、中国徽厨之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张饱含徽州文化的名片，接踵而至；以徽州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名人故里绩溪》大型丛书，于2007年7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今年5月30日，北京奥运火炬又在绩溪传递。这些，对提高绩溪的知名度，发展绩溪经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已经起到很好的作用，相信今后必将继续起到更大的作用。赵敏生书记和潘万金县长都是宣城人，我这个徽州人对此感到很欣慰。记得1993年10用30日下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顾问、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保护专家郑孝燮老先生，在我的老朋友、省建设厅高级工程师罗来平先生陪同下，来绩溪考察了两天半之后，应邀出席县政协主办的“绩溪县文化拓展座谈会”。因为罗先生是“恢复徽州建制、绩溪应当回徽”的积极鼓吹者，今天在座的、当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胡其佳同志在会前悄悄地和我讲，吴学军县长要到会，请罗先生发言时不要提绩溪回徽的事，免得引起尴尬。（胡其佳同志插话：有这回事，当时的县主要领导对绩溪回徽的事很反感。又有人插话：当时县委书记是如今因受贿罪正在监狱服刑的赵增军，他们认为徽州文化阻碍了绩溪的发展，徽州文化是保守的文化。）所以，我在此要说，现在的县主要领导能为徽州文化鸣锣开道，难能可贵。

第三、刚才黄来生同志发言中提到，全国各省都有单列市，我们安徽没有；全国到处都在办经济特区，我们安徽可不可以办一个徽州旅游特区呢？这一问问到我心坎里去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有这个想法，曾于2001年12月1日致信江泽民总书记办公室，文字不多，照抄如下：

江总书记办公室：

    呈上《游江村遐想》（注：此文发表于《中国建材报》2001年1月24日第3版，后又发表于《杭州徽学通讯》2002年第2期）和《从法律角度透视徽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的弊端》（注：此文后发表于《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二文，请摘报江总书记阅示。

　　关于徽州地名事，许许多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提了许许多多的意见，中央应该下决心予以解决，再不能迟延了，民心要紧。如何解决?我建议：

　　一、将黄山市更名为徽州市，所辖区、县不变，收回原属徽州地区的绩溪、旌德二县。这叫修修补补。

　　二、撤销黄山市、池州市，成立计划单列市——（大）徽州市，辖现黄山市的三区四县和池州市的一区三县，以及现宣城市的绩溪、旌德、泾县三县和江西省的婺源县（古徽州六县之一，婺源人民向往徽州。民国时期发生声势浩大的回皖运动，终如民愿），共15个区、县，300余万人，形成大旅游区格局。在大徽州这个大旅游区格局内，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有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牯牛降、清凉峰和太平湖；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有星罗棋布的古民居、古村落、古牌坊、古石桥、古石窟、古栈道，宗祠、寺庙，名人故里、故居、活动场所、祖居、墓园；有反映徽州历史文化的徽剧、徽雕、徽菜、徽墨、歙砚，徽派建筑、徽派盆景、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谱牒、徽州契约等等；还有反映现代革命史的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发生地、苏浙皖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和烈士陵园等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预料，（大）徽州市将以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型大旅游区!这叫长痛不如短痛，一气呵成，皆大欢喜。

上列建议，请一并报江总书记参考、定夺。

据我知道，持上列观点的大有人在。如青年学者、现供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徽州休宁人吴浩（子桐）也曾提及：“我想，今天六县的徽州境内勃兴的旅游业，给我们一个整合的机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将黄山市和婺源、绩溪联起手来，建设一个徽州旅游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呢？以旅游为龙头，带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交流。待到经济上最终水乳交融之时，也就是徽州共同体重获新生之日。”（吴子桐：《徽州少年歌》。南方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93页）

第四、话回到“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上来。我国行政权、司法权是实行属地原则，政治体制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说，各级行政部门是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依照属地原则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各自的职权。新成立的“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涉及到两省（安徽、江西）、三市（黄山、宣城、上饶），今后如何来协调开展工作呢？“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当由文化部门主管，安徽省文化厅管得了吗？江西省文化厅管得了吗？我看都管不了。国家文化部是管得了的，但“部管”似乎不现实。“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牌子挂在黄山市，据说要成立“保护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的牌子自然也要挂在黄山市文化局，我看黄山市文化局更是鞭长莫及了！徽州文化在地域上是绝对不能分割的，它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历史文化遗产。我想，“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之重点是“保护”二字，其重中之重又是对古徽州一府六县徽州文化的整体保护，如果离开绩溪、婺源，仅保护黄山市所属的3区4县，那就失去了成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际意义。我说句不客观的话，全国各地类似跨区域性的保护区、协作区，有多少能发挥很理想的作用呢？！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进行“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调整，去掉了“对国务院部门间出现的争议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这一原有的主要职责。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争议问题，一直存在。过去，虽然“国办”被赋予了提出处理意见的职能，但实际上也很难协调。（参见《南方周末》报2008.7.24.A6版《国务院办公厅新变》一文。此节属新增内容）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是一项很难做好的工作，“国办”都办不到，何况“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范围是跨省、跨市，如果出现不同意见需要协调，其领导小组办公室更无能为力了。刚才有位同志在发言中讲到，婺源县官方正在将“徽州文化”渐渐地改由“婺文化”代之。我们绩溪县目前是上下一致咬住“徽州文化”不放松，但主要领导常有变更，若有朝一日又来了“赵、吴”式人物，我们如何是好？凡此，“保护区”办公室协调得了吗？我看困难重重。这或许是杞人忧天吧！

我一直认为，婺源划到江西是一个重犯的历史性错误；将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又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同时将绩溪划到宣城更是犯了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知识的幼稚性错误。假设古徽州一府六县的格局仍然存在，当今以徽州文化为主、自然山水为次的旅游经济产业，其规模、其效益、其影响，其带给人民群众的实惠，任你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量的！正因为如此，自1988年初以来，我一直为此撰文呐喊，上书中央领导呼吁，我为此不曾停歇过。解放前长期在徽州打游击、后期担任皖南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纵队政委的胡明同志（正部级干部），特地将我于1988年4月16日写的《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此文发表于《中国企业家》杂志1988年11月号增刊，编者改题为《一个徽州赤子的呼吁》）转报当时的李鹏总理（见胡明同志2008年6月7日来信）。据2001年8月4日《中国建材报》披露，自国务院于1987年11月27日决定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绩溪划到宣城的14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累计有650余人次（其中不乏两院院士，军、地高级干部）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提案，对“徽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迅速纠正；全国同时有70余家新闻媒体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类似文章。安徽省“两会”也是呼吁不断。连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夫人、年过八旬的吴树琴老太太也致函《人民日报》，呼出“恢复徽州地名是明智之举”的强音（见1998年6月5日《人民日报》）。在安徽和徽州工作过的主要领导，对此也很有看法。如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就说过“徽州改为黄山是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历史知识的表现”的话。（参见《中国方域》杂志2003年第3期署名文章）又如1980年代初期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大胆支持凤阳小岗村农民搞“大包干”而闻名于世，并晋升为安徽省省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郁昭同志，于2004年3月24日下午与我通话中，当谈到徽州行政区划变更时说：他是1987年6月调到中央工作的，如果当年仍在安徽省长位子上的话，是不可能出现如今这样的尴尬局面！早在1990年12月6日，我前往省委花园小区拜访1980年代初期曾任徽州地委书记的副省级离休老干部白鲁克同志。他告诉我，省委拟将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曾征求在徽州工作过的老同志意见，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没有起到作用。2004年10月16日，他又来绩溪看看，中午在县宾馆二楼“龙川厅”用餐时，与当时的县委书记彪明满聊天，说到绩溪距宣城有100多公里，距屯溪只有50多公里，当年怎么将绩溪划到宣城了呢？既不方便，又增加经费开支啊！彪书记回答说：从地理位置上讲，确实不妥当。今天主持会议的许副县长也在场，我还是那天才认识许副县长的。但是，这一系列的呼吁和批评，不知为什么一直感动不了“上帝”？迄至2006年的“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弥松颐还提交了“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的第0583号提案，国家民政部却以“目前时机不成熟”7个字给打发了。（参见《江淮晨报》2006年6月16日第3版）

我还想就此继续展开说说。1990年8月18日，国家民政部办公厅民办函（1990）178号《对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751号建议的答复》称：“经征求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意见，省政府表示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的意见。关于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应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即国发〔1985〕8号文件）办理。”1993年5月4日，省民政厅民函字（93）第01号《对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委员提案第167号的答复》又称：“七届全国人大三次和四次会议代表分别提出类似建议。国家民政部曾征求安徽省人民政府意见，省政府表示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民政部分别答复了代表，并要求‘关于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应按国发（1985）8号《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程序办理’。但至今未见绩溪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地市向省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请示，所以省政府无法向国务院申报。”我们将上列两个《答复》结合起来看，“绩溪县划回黄山市管辖”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解决，是因为“至今未见绩溪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地市向省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请示”。我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一是绩溪县的现主要领导是宣城派来的，他们能打这个报告吗？绩溪县如今还属贫困县，宣城市能打报告将它推给黄山市吗？黄山市能主动打报告去挖宣城市的地盘吗？民政部门在强人所难！二是当年将绩溪县划到宣城，据我所知，绩溪县人民政府并有没有打报告；就是徽州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的报告中，黄山市辖区也包括绩溪县；听说省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也是同意徽州行署的意见；至于宣城行署，更没有打接收绩溪县的报告。我想，国务院的批复文件应该是民政部拟稿的吧，你们看到绩溪县人民政府要求划到宣城地区的报告了吗？当年的县委书记汪士理看了我上面述及的《哀鸣》一文后，约我谈话，他说：当获悉绩溪划到宣城的文件已经下发（尚未到达绩溪）时，他和彭俊朝县长都惊呆了！这足以说明，绩溪县并没有打报告要求划到宣城啊。既然安徽省人民政府表示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民政部门有何道理要求绩溪县及有关地市向省政府打报告呢？请注意，国务院国发〔1985〕8号文件是1985年下发的，1987年将绩溪划到宣城又为何不执行这个文件呢？这不是在愚弄人嘛！如果再要求婺源县人民政府打报告回到徽州，那不是更加强人所难嘛！其实，婺源人与绩溪人一样，心是向往徽州的。省政协文史委主办的《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曾发表婺源人江平先生写的长篇文章：《徽州，我们的故乡——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吴子桐多次走访过婺源乡村，他也写道：“直至今日，你去婺源旅游的时候，如果称呼婺源老乡为‘老俵’，他们大多会跟你急，甚至会生气。脾气不好的对你不加理睬；脾气好的会跟你耐心地纠正说：我们是安徽人，是徽州人。”（同上，第71页）《胡适口述自传》的开篇，胡适先生第一句话就自豪地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8月第2版）胡锦涛同志生在泰州，长在泰州，老家绩溪不曾来过，但他于1982年在全国团代会上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徽州，我是绩溪人。”（田柏强：《安徽怎能没徽州》。《安徽工人报》1999年2月21日）中年学者、博士生导师、因创办休宁鲁班木工学校闻名于世的聂圣哲先生说：“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的人时，我总是回答：徽州休宁人。”（见《民国徽州名师》代序：《我是民国徽州名师的徒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我是徽州人”，这句响当当的话，饱含着徽州人历经888年累积起来的徽州情结！饱含着徽州人始终割不断的徽州情缘！

我在此再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不是说宣城不好，宣城同样有其灿烂的历史文化。但是，徽州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藏文化、敦煌文化构成我国三大地域文化，引起了国内众多史学者和国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专家的广泛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是，“徽州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黄山市官方统计，现时“山下游”的经济效益已远远超过“山上游”了！古代学者赞誉徽州是“东南邹鲁”。所谓“东南”，应该包括今之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吧，在这一大片区域中，小小的徽州却被誉为“邹鲁”。何谓邹鲁？孟子、孔子的家乡也！一言以蔽之，古代学者是视徽州为奉行孔孟之道的“亚圣地”。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保护这块“亚圣地”，当然是要对它的整体保护。吴子桐指出：“婺源，绩溪。徽州历史上一南一北最重要的两个县。如果说因为着朱子的缘故，婺源着实是徽州的鲁；那么从这个比喻出发，因为着胡适先生，绩溪完全称得上徽州的邹。……徽州以往因为其文风昌盛，被称作‘东南邹鲁’。极其讽刺意味的是，徽州的‘邹’、‘鲁’现在都不姓‘徽’了，我们还好意思称我们是‘东南邹鲁’吗？”（同上，第72、74页）是的，我们今天讲保护徽州文化，就必须强有力地对徽州文化的整体保护，堂堂正正地依然称我们是“东南邹鲁”。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将行政区划与“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整合为一体。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做到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达到整体保护的目的。我想，这也是方利山先生写报告给温总理的初衷吧！总而言之，我认为省和中央可以考虑成立副省级（大）徽州市，或称徽州旅游特区。

    最后，恳请专家组诸位先生，能将我的意见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