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振聋发聩 构想切实可行①

        ——读《安徽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随想


                              作者：章亚光 


    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通过考察、调研、对比、分析和综合，精心撰写的《安徽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一文（载《安徽财会》2003年第8期、第9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权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有振聋发聩之气魄，读后耳目一新，不禁为之拍案叫好。

       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属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则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反之则起着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省方方面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全省人民有目共睹，不可否认。但也毋庸讳言，就华东6省（不含上海市）的情况而言，我省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仍居后列，特别是与苏、浙等发达省份比较，差距巨大并在继续拉大, 这与我省作为文化大省、资源大省和农业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原因何在呢？该文以2001年度华东6省的相关数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使我省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中心，而现有的所谓中心城市在其所辖区域及周边地区也不能有效地发挥龙头效应、先导功能和辐射作用，影响了全省经济发展的速度。诚然，我省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该文列表指明的事实的确令人触目惊心。我省省辖市的市均GDP、市均财政收入，在华东6省中是倒数第一；每省的4个经济实力最强的省辖市市均GDP、市均地方财政收入比较，我省是倒数第二，略好于江西;各省直辖市的GDP总量，我省也是倒数第二，仅占江苏、山东的1/3，浙江的1/2，福建的4/5。再看省辖市的数量，福建是9个，浙江、江西是11个，江苏是13个，我省与山东是17个（我省国土面积居第五，较江苏略大）。我省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应当说是与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密切相关的，通过数据的对比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

       我是1956年参加工作的，时在芜湖。那时的芜湖专区除不辖芜湖、马鞍山、铜官山（当时称矿区，后改称铜陵市）3市之外，长江以南所有的县（含芜湖县）以及江北的无为、和县、含山、巢县都属其管辖。嗣后，随着我省频繁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老芜湖专区除恢复徽州地区外，又先后分割出巢湖、池州、宣城3个地区（市）。给我的印象是机构增多了，官员增多了，吃皇粮的增多了，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贡献增加值似乎甚微甚至是负相关，地方财政成了吃饭财政，这怎能不影响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和全省经济的发展呢？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和全省经济的发展步伐，要靠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力度招商引资，更要靠开源节流，增加积累，加大自有资金的投入。这个“两靠”，都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结构。《安徽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一文提出了“我省行政区划调整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构想”，即将全省省辖市由17个调整为11个，尤其是要大力拓展蚌埠、合肥、芜湖、黄山（徽州）4大中心城市的规模，我与许多同志都感到这一提议很有见地，符合省情，我们举双手赞成。

       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一件极严肃、须极审慎对待的大事。既必须考虑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必须综合一地的人文、历史、地理、民俗、民情、民心等众多因素。我省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和沉痛的，为此付出的“学费”难以计量，其中尤以1987年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造成的负面影响为最，结合省财政厅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谨以此文再谈一些个人零碎的感想，期望能引起我们领导层、决策层的关注，在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吸取历史教训，建立科学、合理、符合我省发展实际的行政区划，推动全省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我省于1987年底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并将绩溪、旌德两县划到宣城地区。徽州于宋宣和三年（1121）建置，地名延续800余年，徽州文化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并成为我国三大地域文化（另有敦煌文化、藏文化）之一，没有合理而稳定的行政区划是难以想象的。通过千百年的历史演进和积淀，徽州文化已成为一笔巨大的、极宝贵的无形资产。在当今社会，可以说，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地域文化都不再仅仅具有文化、历史和人文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其经济学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徽州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特征，结合绚丽的黄山风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精神，科学地规划和确立徽州的行政区划，大力推进发展符合徽州地域特色的区域旅游经济，对于推进徽州区域经济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其积极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遗憾的是，当时的有关领导，包括某些高层领导，心血来潮，甚至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剥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又假邓小平同志关于“把黄山牌打出去”的指示（实为片面理解），以所谓的“黄山市”取代徽州，将徽州肢解得支离破碎，为掩饰其无知，又欲盖弥彰地将原歙县的岩寺区升级为徽州区，以偏代全，有识之士感叹“可惜从此无徽州”，而原徽州地区的广大群众及海内外徽州籍人士则更为之民怨沸腾！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说“徽州改为黄山是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历史知识的表现”！②前省顾委一位负责同志（曾担任过徽州地委书记）告诉我，当年有关方面就此征求他们意见时，遭到他们一致反对，特别是在徽州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情绪更为激动，认为这是乱弹琴。后来，全国许多媒体（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对此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并一再报道全国、安徽两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全国、全省“两会”期间不断提交“恢复徽州建制”和“绩溪划回徽州”议案、提案，前后有六七百人之多，其中不乏党政军高级干部、著名专家学者，还有两院院士，对一个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地名的改变，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建国后是绝无仅有的（民国时期有过“婺源回皖”运动，其规模相当大，婺源因此得以复归徽州，后又因属“二野”解放区等原因划归江西）。

       我是徽州绩溪人。徽州的“徽”字就源于我们绩溪境内的徽山、徽溪、大徽村。安徽省的省名就是取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组合而成。“徽”者，美好也！绩溪是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的重要构成主体，徽剧、徽菜、徽墨皆源于绩溪，古桥、古牌坊、古祠堂、古村落随处可见，徽派古建筑、徽州三雕比比皆是，著名徽商——红顶商人胡雪岩、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均是绩溪人。仅从“无绩不成徽”的传统说法也不难看出绩溪之于徽州的独特地位和意义。绩溪距原徽州行署所在地的屯溪仅57公里，而离原宣城行署所在地、现宣城市府的宣州市有141公里，绩溪是一个贫困县，但每年仅为此就要增支差旅费数百万元之巨！由此也不能不让人痛感1987年调整徽州行政区划的决定荒唐到了怎样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我获悉上列决定时，立即写了《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一文（后发表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编者将“哀鸣”改为“呼吁”），严厉批评了这一决策失误，呼唤“还我徽州！”此文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当时的绩溪县委书记和县长等主要领导也都是认可的。解放前夕担任中共皖南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政委，解放后历任皖南区党委副书记、旅大市市委书记、中央纺织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的胡明同志亲自将此文送交国务院领导。2001年11月，我又写了《从法制角度透视徽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的弊端》一文，同样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今年上半年仙逝的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教育家、美术史论家、杰出学者汪世清老先生（歙县潜口人）读过此文后，赞叹“觉得痛快”、“使徽州人一读而叫好”。2001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游览黄山后，考察了徽州各地的人文景观，多次与有关人员兴致很浓地谈及“徽州文化”，曾讲“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以“C、B、M、E、A”五个英文字母来概括徽州文化五个最主要方面的内容，即“文化、贸易、医学、教育、建筑”（其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为C、B、M、E、A），总书记称之为“徽州文化五要素”。他语重心长地提出要打造“徽州品牌”，让更多的人了解“徽州文化”。上列讲话见报后的当年12月1日，我上书江泽民总书记，建议设立（大）徽州市（可考虑为副省级市），除黄山市所辖的区县外，增辖现属宣城市的绩溪、旌德、宁国、泾县和现属池州市的贵池、石台、青阳及“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太平湖），再将原属徽州的婺源争取划回来，将（大）徽州市建成一个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大旅游特区，打好“徽州牌”和“黄山牌”两块金字品 牌，使其相得益彰，将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真正落到实处。

       省财政厅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将绩溪划归宣城管辖“抹杀了徽韵”，“弱化了旅游综合效应”，并建议“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抓住机遇，挖掘发展潜力，真正实现徽文化与黄山的融合，打响‘徽’字和‘黄山’两张牌，从根本上提升旅游品位，跃升旅游经济，必须对现行黄山市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取消现行黄山市建制，恢复原有建制，设立徽州市，相应调整区、县管辖范围。”这实在是十分正确的构想，是深得民心的构想，是能够切实推进徽州和安徽全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科学结论！

       《安徽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一篇精辟、科学的研究报告，是一篇很有说服力、很得民心的好文章。建议省委、省政府认真研究，抓紧完善后，狠下决心及早实施。早实施，早主动，早实施，早出成果。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笔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安徽省徽州学学会会员，绩溪县人民法院退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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