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台湾(前排中)。资料图片

    

    袁伟时

 

    编者按

    12月17日是胡适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半个多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关于他的争议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文化学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胡适学”在今天俨然是蔚为大观的显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大陆学界，尤以井喷式发展。

    如何拨开历史烟云，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这显然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但我们仍愿以崇敬之心回望他远去的背影。我们辑此专题，以示对这位文化巨匠的敬意。 

    今年80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与一代文化巨人胡适有着精神上的“不解之缘”。

    袁伟时在近50岁时才开始全面接触胡适的学术思想，深受其影响，从此便将胡适与鲁迅一起奉为“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1980年，袁伟时为胡适撰写的“翻案文章”《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投稿到《哲学研究》杂志后引发一场学界争论，三年后才在另一家杂志正式发表。1987年，袁伟时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就对胡适的评价问题展开论战，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

    近30年来，袁伟时一直是胡适的坚定支持者和其学术思想的弘扬者。在胡适120周年诞辰之际，袁伟时于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围绕胡适的争议不是个人问题

    记者：今年是胡适120周年诞辰。无论在生前还是生后，胡适似乎总是生活在各种争议的漩涡中。近一个世纪以来，总是遭遇各种误解。为何会如此？

    袁伟时：近一个世纪以来，胡适总是遭遇各种误解。这绝不仅仅是针对胡适个人的争议，而是现代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传播过程中避不开、躲不掉的争议。胡适是现代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使者，所以这些争议集中在他身上也不奇怪。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围绕他的争议，表面上是个人问题，本质上却是中国要不要接受作为人类文明演进成果的现代文化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的理想要化为现实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引起争论几乎是必然的。

    记者：胡适一方面因其卓越的思想和行动深得许多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文化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不受待见。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当时许多人不理解现代文化，对否定三纲的新文化非常反感，他们是当时文化界的右翼；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新文化运动领袖不久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这两部分人中，胡适都不受欢迎，处于被“左右夹击”之势。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胡适面临的问题，不能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而要放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上来看。

    记者：1987年，你曾经就对胡适的评价问题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展开论战，并发表了《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等文章，影响广泛。如今已时隔二十多年，当你回首往事，如何看待那场争论？

    袁伟时：我跟林毓生教授在私人关系上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确实不认同他对胡适的评价。他居然说胡适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等等。他的观点至今都得到国内一批人支持。我认为他对现代文化与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偏差，对胡适的批评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会让问题越辩越明，很有价值。

    记者：胡适总是习惯地被人们视为鼓吹“西化”的人。但你却说他“对祖宗文化遗产无破坏之罪，而有发扬之功”，对其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极为肯定。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胡适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所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早期著作之一，开风气之先。特别是他对中国中古思想史和清代学术和有关学人的研究，学术价值颇高。又比如，他率先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推崇和研究，有开创之功，对中国古代小说遗产的研究和推广，贡献很大。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片面质疑，而是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下进行了客观研究、理性对待。

    胡适学术思想 始于怀疑

    记者：你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全面关注和研究胡适的，为什么？

    袁伟时：对胡适，我是从1976年以后才开始读的。当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一套《胡适文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一位尽职尽责的图书馆馆员何永钟费了很大劲才帮我把《胡适文存》找齐。读了胡适的全部著作后，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建设理念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记者：胡适的治学方法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袁伟时：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成为我很重要的师承。不但我个人自觉接受，而且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我的学生传授这种治学方法。胡适的治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怀疑精神。怀疑是所有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治学的不二法门。这种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严格论证的方法，是现代学术应有的理性。 

    他所追求的是 思想文化的精华

    记者：常有一种观点认为，胡适的文学成就略逊于他在思想上的成就。你怎么看？

    袁伟时：我个人认为，他的文学成就确实不是很高。虽然他是新诗的开创者，在文学体裁上对新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我觉得他的古典诗词功夫反而比新诗要好。当然，在新诗中，有一首值得向大家推荐。那是他写给表妹曹成瑛的一首情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这首诗很有艺术性，他的其他新诗则稍显粗糙。

    记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胡适？

    袁伟时：我近年来两次到台湾，都会去看胡适的墓。他的墓志铭写得非常好：“这个为学术和文化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苦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亡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他所追求的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理解和传承这种精神遗产，坚持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我们纪念胡适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