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常被批评为理想主义多一点，书生气多一点，看上去更像个矛盾综合体。
胡适（1891.12.17-1962.2.24）诞辰120周年特别报道
胡适，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过去一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遭到如此多非议，当有一天连这个词都成为贬义，这只能说是中国公共讨论的彻底失败。而回顾这一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是“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人，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胡适，就是因为我们依然离胡适所坚持、倡议、践行的那部分还很远。
在中国，胡适被认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余英时说：“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胡适原则上并不赞成流血革命，也不提倡社会运动。他为自己定位的政治活动，大抵在于所谓舆论家的身份，经由公正地分析事务之是非因果而造成的影响。
胡适常被批评为理想主义多一点，书生气多一点，看上去更像个矛盾综合体。可是，这才是胡适最应被重视的地方。在胡适那里，理性与道德必须胜过狂热与暴力的信念。其实胡适对现实政治是相对远离的，作为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的努力是定位在“非政治”方面的。与此同时，他又能与不同阵营、不同派别的对手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别人的意见，并保持主见。这是今天应该被珍视的。
但也别忘了胡适曾对青年学人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所以，胡适在台湾自始至终都在为现代普世价值的传播作护航，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还处于禁声时期，胡适也从未退缩扮演护法角色。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同时反对暴力革命，不向政治权威低头，坚持渐进的改革。而这也是在胡适诞辰120周年（2011年12月17日）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再次讨论胡适的意义所在。
文/石剑峰
余英时:“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B2-B3）
章清:胡适与自由主义 （B4-B5）
罗志田:“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B6-B7）
江勇振:胡适的男性理念（B9）
杨贞德:胡适爱国主义中“国界”与“是非”的抉择 （B6-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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