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开时。
    兰草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
    满庭花蔟蔟，添得许多香。

    有学者认为，这首歌曲之所以在台湾久唱不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同胞思念祖国之情，这或许是胡适始料不及的。我对唱歌没有天赋，但对胡适的《兰花草》诗是百读而不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研究胡适的热潮，在大陆也一步一步地掀起来了，许多学者都突破了以往的条条框框，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评介胡适的功过是非。我是读了一些胡适著作和研究胡适的专著后，才有上列一点一滴的感悟。

    我县长期致力于收集胡适研究资料的胡成业先生，已经收藏大陆出版自1979年5月至2007年底的胡适著作以及研究胡适的专著，竟有近300部、约450册之多，其中研究专著约有150部，仅各种版本的《胡适传》（含修订本）就有25部。（据胡成业2002年8月出版的《胡适外传·续集》和2008年10月出版的《胡适外传·三集》统计） 从这些浩瀚的研究专著中，读者不难看到一个真实的胡适。下面，我再转引几位学者对胡适的评价：
    朱学勤先生发表于《作品》杂志1996年第1期的《想起了鲁迅、胡适和钱穆》一文，其开头和结尾很耐人寻味，文字不长，照抄于后：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鲁讯，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朱先生将鲁讯、胡适、钱穆三位文化人摆在一起予以评判，我很欣赏。但现时不少文人，却连篇累牍地热衷于赞扬梁实秋、周作人和林语堂。梁实秋、林语堂姑且不论，周作人毕竟是个汉奸啊！

    谢泳先生是位中专生，曾在山西太原工作，近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中文教授，在文坛上有较大的名声。《南方周末》报2008年1月31日第6版载有《“没有文化领袖是不正常的社会”——对话谢泳》一文，谢说：
        “文化领袖必须兼有学养与人品，能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他不一定受到官方的认可或重用，但他的言论能对社会产生影响。近代以降，从康梁到胡陈，再到鲁迅，其实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在实际上是起到了文化领袖作用的。一般来说，他们具有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的声望，他们的这种声望不是来源于体制给予的社会地位，而是由于自己对社会保持了热情，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尊敬。他们不一定和政府处在对立地位，但对政府明显的失误是敢于批平的。他们的思想有超越性，在精神和道德上让社会有较高的认同感。”
       谢文中的康、梁、胡、陈，就是指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胡适、陈独秀（1879—1942），再加上鲁迅（1881—1936），谢泳认可这5位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领袖，虽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我很赞同。

近读乡土刊物《中国徽学》2011年第3期（9月印行），是“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专刊）”，其中转载著名世界文化史学家、自称胡适“门生弟子”的唐德刚先生之《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此文收入《胡适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这是他于1990年12月17日胡适诞辰100周年时在台北耕莘文教院的演讲。唐先生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说：

 “在一整部的《传统世界文化史》里面，更具体的说，也就是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面，我们底《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史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致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便是这一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
        唐德刚先生在其演讲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
       “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19）5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
        显然，唐德刚先生从文化角度，给胡适先生所定的历史位置，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广大徽学学者已形成共识，朱熹、戴震和胡适，是徽州文化发展史上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胡适一生追求“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民主），最后倒在台湾科学精英聚会的讲台上。胡适是个世界文化巨人，东方文化巨人，中国文化巨人，大概已经没有歧义了！就从政治思想方面而论，我倒认为，胡适实际上是个中性人物，是个无党派人士；也是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许多领域的真知灼见，越来越被大陆各阶层人士所认同；胡适在台湾同胞中更有着广泛的影响，从当前海峡两岸关系的角度讲，正确对待胡适，显然有利于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再说毛泽东。我们可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眼中的胡适。毛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毛在发动规模空前的批判胡适运动后不久，即1956年2月的一天，他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唐弢：《春天的怀念》。转引2007年11月28日网上文章——傅国涌：《21世纪，还原一个真胡适》）
        今天，已是2011年10月了，官方为什么还不替胡适恢复名誉呢？毛泽东的话还算数吗？毛泽东主张“只争朝夕”，既然进入了“21世纪”，恢复胡适的名誉理应摆上议事日程了。如果说国家文物局和中央文化部确实同意将胡适故居列为“国保”，他们应该是官方了吧！其实不然，还有更高层的主管部门。在此，恕我直言，高层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也要解放思想，像当年胡耀邦同志那样，他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期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文艺界人士，解禁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作品，为我们党赢得了民心，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念，致使国家的政治局面焕然一新。我们今天依然怀念胡耀邦，就是怀念他在职期间，做了大量符合民心、推进社会进步的事！
        国务院已于2007年批准绩溪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绩溪的大名人胡适，其故居经专家鉴定极具徽派建筑特色，理当升为“国保”；再加上早在1988年就列入“国保”的胡锦涛同志祖祠——龙川胡氏宗祠，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名人故居，承载着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凝聚了人们的情感关注和想象空间，能给后人以教育、以警醒、以启迪。胡适故居既承载着徽派建筑的文化内涵，更承载着胡适思想的脉络，也是“德先生”、“赛先生”的教育基地。我们期盼着胡适故居能够尽快地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绩溪县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和中央文化部门，以往为此已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继续努力，力争胡适故居的保护级别早日升格！
　　　　　　　　                   2009年4月5日原稿，2011年10月14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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