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求比较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近况，特别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挂牌后的工作进展，我们于7月14——18日、8月12——15日，参加了省文史馆组织的实地调查，分别对黄山市的黟歙二县、宣州市的绩溪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江西省文史馆、上饶市政府和文化局派员参加了在婺源的调研和座谈。
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提出在全国设立十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徽州是继闽南成立的第二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1月8日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分别给原徽州府所属的黄山市及宣州市的绩溪县、江西省的婺源县颁发了实验区牌子，安徽省省长王三运、省政协主席杨多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臧世凯等参加了这一仪式。可以说，徽州文化生态的全面保护已被提上了上至国家下至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根据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深感挂牌以后的8个多月来，以上三地虽然都做了许多工作，但因目前的行政区划和文化生态保护工作不相适应，两省三市缺乏统一领导与协调机构，加之缺乏专项经费与相关人才，又无现成模式可供借鉴，因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各地大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上级部门的进一步指示。
我们认为，为要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做好，上级部门似应创新思路，敢于破题，迅速成立统一领导与协调的机构，做出统一规划并切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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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与问题
一、徽州老房子在急剧减少
徽州老房子在徽州文化生态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以其鲜明的地方风格为世人所惊叹，而且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徽州文化“物遗”和“非物遗”的优秀结晶。然而它们却一直处于合法、非法和自然的三大破坏之中。
所谓合法破坏，即是具有不可抗拒性的属于政府行为的强力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以歙县政府名义将有着千百年历史、最具徽州文化特征的标志性建筑——徽州府衙拆改成了县政府；徽州区潜口的金紫祠更只是因为乡干部想用白果树板打家具，竟将这幢早在建国后经刘敦桢考察并被写上《徽州明代建筑》、全是白果树用料的举国罕见的宏伟建筑拆毁，致使该村寓京学者汪世清先生闻之痛不欲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这些愚蠢的政府行为发生在二十年前尚可原谅，那么发生于今春在黄山市政府的所在地强行推平屯溪柏树老街和黎阳老街，拆毁了大量老房子，公然无视“文物保护法”和“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及专家学者的据理力争、群众的强烈反对，就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了。
所谓非法破坏，是指那些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违法行为。如原歙县建委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因贪污等罪正在服刑的徐普来所拆建之“徽商大宅院”，即是在歙县一带拆了十多幢老房子及牌坊、古桥胡乱“复原”的，从没有征得文物部门的同意。再如上海郊区新建的一座休闲公园，也从徽州拆走了几十幢老房子及牌楼等古建筑。据该老板说，象他这样拆运徽州老房子的就有十多家，其中北京一家比他拆走更多。可以说，收购徽州老房子已成了一些人新一轮的财富投资乃至洗钱方式，大肆收购徽派古民居已成当下风气。然而这样的大肆拆迁搬运，政府的主管部门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自然破坏，是指因为无人居住、无人管理、无钱修复等原因而致使一些老房子逐渐毁坏。如歙县郑村西溪的善述堂、善继堂，皆是数百年前徽商巨富留下的老房子，规模之大、建筑之宏伟，在当下国内无出其右，被人称为“最后的贵族”；尤其是善继堂，曾诞生了江南大儒皖派汉学的最后传人汪宗沂、辛亥革命前驱著名书画家词人汪鞠友、著名书法家汪福熙、新安画派传人著名画家汪采白、留日学医后出任民国陆军医院院长的汪植圃、与赵世炎等留学法国曾在世界大同盟会议上担任宋庆龄的法文翻译汪大同、留德学医后成为我国著名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的汪民视等等，然而这一众多名人的故居就由于无人居住年久失修而在不断倒塌，现仅留存高耸的外墙和两座雄伟的门楼。还有著名新安医学西园喉科老宅、被清末翰林许承尧称为“吾乡昔宦达，首数雄村曹”的宰相故里雄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许村等也无不人去楼空、柱断梁歪；就是已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的徽州唯一的乡村文化建筑“西溪文会馆”，由于无钱维修，也在每年的风侵雨蚀中不断倒塌。绩溪汪村大庙的司马公祠，是汪华宗庙建筑群破坏后唯一残留的一幢古建筑，前景也同样凄凉。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的一些古村落老房子的一直自生自灭了。
造成如此惨状的原因，既有当地政府的乱作为与不作为，也与修复财力不足有关。
二、古徽州风貌在快速消失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不仅要保护一些单个建筑，乃至整个街区和村落，还应保护古徽州的整体风貌。然而，当下古徽州风貌正在日益丧失。
以屯溪为例，十多年前，世界文化组织曾批评屯溪作为市政府的所在地，忽视了原有古城风貌的保护，大量的洋派高楼与原有的徽州风貌格格不入。然而十多年来，这座城市所扩大和发展的仍是洋式建筑，以致人们置身此处，恍如身在他乡，根本找不到一点古徽州的感觉。对老城区的改造，本应在保护古典风貌的前提下进行，然而竟放任开发商将柏树街和黎阳镇彻底推倒，致使徽州风貌消失殆尽，只孤零零地剩下了一条屯溪老街。
这样的问题在黄山市下属各县以及绩溪和婺源县城也都不同程度存在。
越是临近交通干线、经济相对发展的地方，徽州风貌破坏也就更加严重。如从浙江进入歙县、从芜湖进入绩溪，原来映入眼帘的那些富有徽派风格的古村落，都在快速淡出乃至消失，代之而起的都是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洋式建筑。越过昱岭关，便是歙县三阳村，1934年郁达夫、林语堂等一行由杭州来游徽州，途经此处，所见之古村风貌令他们赞赏不已，直说是“瑞士的乡村也不过如此。”而如今清一色的火柴盒拥挤在杭徽公路两边，旧时风貌已不复存在。从三阳到歙县县城，其情形大致相同。由县城到屯溪，尤其是岩寺一带，代之而起的竟是公路两边新兴的化工城，更是大煞风景，令人气愤。
鉴于近十年来古徽州风貌的快速消失，黄山市政府出台了一个“保徽、建徽、改徽”政策。所谓“保徽”即是对现有的古建筑给予保护；“建徽”指新建的房子在外形上要有徽派符号，以与老房子风格协调；“改徽”是指游客集中的地方以及交通干道的洋式建筑外貌上要增加一些徽派符号。如此想法虽然还好，但却执行不力，因而收效甚微。
一些新建小区，虽然加上了一些徽派的建筑符号，但因属房地产开发，追求的是最大的经济利润，因而整个建筑群过于拥挤和整齐划一，完全失去了徽州村落原有的错落有致、疏密得当的风韵。
保护老房子是保护古徽州风貌最为重要的一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是“就地保护原则、最少干预性原则以及整体保护原则”，以此对照，我们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年休宁荫余堂拆迁复建于美国时的中方技术负责人说过，徽州老房子将以每年5%的速度减少，20年后除少数列入文保范围的以外，大量老房子将消失殆尽。如今已过十年，这十年中，徽州老房子即已损失过半；未来十年，如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全面保护，徽州将不成其为徽州。
三、“非遗”保护有待深入
相对于徽州老房子和古徽州风貌保护来说，徽州的“非遗”保护在上级重视下做得尚好，目前的黄山市已有徽剧、目连戏、徽州三雕以及歙砚、徽墨和万安罗盘等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徽州民谣、祁门傩舞、徽派版画、徽州漆器、徽州建筑、徽派盆景、祁门红茶、屯溪绿茶、新安医学、徽菜、程大位珠算、徽州祭祀等进入了省级“非遗”名单。一些新发现的“非遗”项目也在继续申报。
然而“非遗”的保护也有不少难处，最大的难在“人绝艺亡”不可逆转。据古建专家程极悦反映，他在二十多年前成立徽州古建公司时的一些老艺人及所接触的一些工匠，如今大多去世，已造成不少徽州古建技艺的失传；且随着大量古建损毁，依附其上的一些技艺表现也都随之消失。程极悦认为，作为全国“非遗”项目的徽州建筑艺术，如不抓紧进行对老艺人口述资料的抢救和实物的测绘及录相给以保留；并抓紧人才培养，通过古建修复的实践使技艺得以承传，这些技艺可能要成为“绝响”。
徽州的大好山水和丰厚人文为新兴的世界旅游业提供了一流的资源，也为徽州诸多“非遗”项目的复活、承传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机遇，如使三者协调发展，既有利于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也有利于改变当下徽州文化产业薄弱和旅游业单一的现状，使百姓得以发财致富，可惜我们当前做得非常不够。
四、保护经费严重不足
经费短缺，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已列为国保单位乃至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者，一般都有一定的保护经费；而作为省保单位，则显然经费不足。我们在歙县瞻淇村所看到的省保单位明代建筑天心堂，就因无钱修复，已破败不堪，濒于倒塌。至于市县，因是吃饭财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很少有钱投入文物保护，因而大都见死不救。
按理，国家每次公布全国文保单位时，象徽州这样的文化之区，按规定地方政府也应公布所属级别的文保单位，如歙县政府在前二批全国文保单位公布时，就曾公布了两批县级文保单位。然而在1988年全国第三批文保单位公布时，歙县政府对于县文物部门上报的同批文保单位，即不再公布了。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公布不仅需要保护经费，还要承担保护责任；而不公布则即使倒塌、盗卖、拆建都不会被追究。一直到2006年全国第六批文保单位公布后，在社会的压力下，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歙县才公布了县级第三批文保单位。可以想见，这18年中曾毁了多少文物。黄山市及市辖县区乃至绩溪、婺源的情况也大致如是，这种状况显然与徽州文化的地位极不相称。
以休宁县迁美的荫余堂为例，据该县负责同志说，像这样的房子在休宁县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列入县级文保的，也就是说，在休宁远比荫余堂好得多的房子都无力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荫余堂才被允许整体拆迁复原于美国。然而，此建筑在美国一经开放，其精湛的建筑技艺及蕴含的历史文化立即轰动了全美乃至世界，也因此荫余堂很快登上了美国的国宝名录。在徽州连县保都不够格根本不考虑保护的荫余堂，到美国却成了人家的国宝，实在令人不知说什么好。
徽州老房子大多是明清两代徽商在徽州文化熏陶下以重金建造的，造价极高又最富历史文化价值、最具文化品位，这是国内外专家一致公认的。已故著名的古建专家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说过，“要看皇室去故宫，要看民居到徽州。”故宫已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又在首都，其保护自然不成问题；徽州古民居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但数量甚多的老房子却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对照英国，英格兰一地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达366486座，保护区9000个，古代遗址17637处。而以目前的黄山市来说，从被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到列为国保、省保、市保、县保所有古建筑大概超不了2000座。据最近普查，黄山市现有老房子共只15000幢，就是实行全部保护，也才是英吉利文化遗产区的30分之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政府投资严重不足，抢救不及，致使大量古建遭毁。我们如此不把自己的文化遗产当回事，如何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说，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徽州人当然应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但既然徽州老房子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化遗产，还得靠国家加大财力投入保护才行。
五、现行体制弊端甚多
对于全省来说，大力招商引资，积极发展工业，快速增长，做大做强，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对于黄山市及绩溪县来说，它们的优势是优美的自然山水和丰厚的徽州人文，而并无发展现代工业的条件，因此省委省政府对他们理应实施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和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不能用同一的GDP标准对他们进行绩效评价。多年来全省各市县的G D P排队，黄山市一直处于锅底，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黄山市只好扬短避长，捡拾发达省份的工业垃圾，在一流的自然人文生态区兴建污染极为严重的化工企业，全然不顾国务院出台的四大主体功能区的划定，甚至还提出“五年再造一个新黄山”、“五年再造一个新歙县”，不惜以牺牲一流的自然人文为代价。如此下去，谈何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谈何景观保护，又谈何发展旅游经济？
黄山市和绩溪县的财政状况一直很差，中央对自然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财政补助政策又没有很好落实，这些地方的领导遂不顾长远利益、饮鸩止渴，做出了以上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来。省人大十多年前出台的《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规定对破坏古民居者要追究法律责任和对主管者要追究行政责任，然而不过是一纸空文，现实状况与法律目标两相背离，一拖十多年，问题就出在体制与政策上。
六、行政区划大失民意
这次调研，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国家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赞赏，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人对保护区所呈现的二省三市人为的分割局面强烈的不满。
古徽州一府六县从徽州府设立算起已有千余年历史，早已形成他们相近的文化、习俗和方言，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认同。然而59年前无理地将婺源划给江西、20年前又荒唐地将绩溪划给宣州，尽管时间不长，但这种强行的行政改变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遗症，既割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联系，也影响了徽州文化的共同发展，特别伤害了原属一府六县人民的感情，潜伏着对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和长期无视人民诉求的强烈不满情绪。
婺源县曾在1934年出于蒋介石“剿匪”的需要，一度划给江西，这引起了婺源人强烈的十年回皖运动，其回皖宣言甚至仿照《国父遗嘱》云：“我安徽省徽州婺源县，向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程朱之阙里，中华之奥区。今日沦入赣人之手，实我皖人之第一大省耻。为今之计，必当唤起民众，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外省人，驱逐老表，恢复河山。”这样的言辞固然伤及赣人，但可想而知婺源人对徽州感情的深挚程度。当年婺源还贴出对联：“男要回皖，女要回皖，男男女女都要回皖；生不隶赣，死不隶赣，生生死死决不隶赣。”甚至更有急切口号：“头可断，血可流，不回安徽誓不休！”……六十年过去，追溯这样往事，心情焉得平静？正是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意下，加上胡适等徽籍学者的竭力推动，蒋介石政府终于认真听取了民意，于1947年将婺源划还徽州。然而1949年解放皖赣的战争中，江西游击队先于皖南游击队到达婺源，就由于这一偶然因素，婺源又成了江西省的一个县。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我们这次到了婺源，他们仍然十分热情地将我们看作娘家人，游子回归之心无时或已。绩溪的划出徽州更是毫无道理。至今两县百姓都强烈地蕴积着回徽悲情。试想当年蒋介石政府尚且尊重民意，还婺于皖，不知我们今天的政府为何面对民意竟然长期麻木不仁？
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已从文化层面上让婺源和绩溪回归了徽州，我们相信区划的回归也将为期不远，因为没有必要让婺源人再来一次回皖运动，也没有必要将一直自称“我是徽州绩溪人”的胡适先生和国家主席胡锦涛改为“我是宣州绩溪人”。我们想，时至今日，“绩婺回徽”、“徽州复名”应该不致成为问题。
希望和建议
一、 提高保护徽州文化生态的认识
国家决定在全国设立十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并首先挂出了闽南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的牌子，我们要能认识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出于对我国文化战略和文化安全的缜密考虑所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在我国国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为了改变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下处于弱势的基本事实，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进而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屹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互渗互补，这是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
国家之所以要在两省三市原来徽州府所辖的一府六县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就是因为这里有着黄山白岳优美的自然山水，以及与之相协调的大量物化与非物化的徽州文化遗存，保护好这里的历史文脉和肌理，必将使中华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如果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百个孔子学院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华文化，那么徽州文化保护区则是中华传统儒学一个活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宋代以来中华汉民族民间生活实态的生动反映，显然尤可使世界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
我们完全应该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一处自然美景和丰厚人文相协调，优秀传统和现代生活相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身三大和谐环环相扣的新的桃花源，也即陶行知先生早就希望建成的“东方瑞士”。
二、 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做好全面规划
从1月8日徽州文化保护实验区挂牌起，已过去8个多月，尽管两省三市的老徽州各县都各自做了很多工作，但一直还是处于文化部门操作层面，没有引起政府核心层的重视，也正因为两省三市各敲各的锣，可以说这一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我们认为，如果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仅看成是一般性的文化工作，或者以为只是文化部门的工作，那这一工作就很难做好。
为此建议由国务院牵头成立一个由两省三市负责人参加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领导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还要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制订出一个符合徽州文化生态保护需要的、符合徽州科学发展规律的全面规划。
保护区域：当是两省三市原徽州一府六县含历史上“歙之黄山”。
保护对象：当是徽州物态文化（如古民居、古祠堂、古桥、古塔、古村落及由此形成的古徽州风貌）和非物态文化（如徽州民俗、祭祀、方言、徽州工艺中的技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生态，即徽州文化的生存环境。
保护目标：首先是使徽州文化生态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借助“非遗”工作的深入以引导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深度开发，从而使该地的山水人文旅游进入良性循环。
做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文化部门固然当仁不让，但这决不是一个文化部门所能承担得了的，而应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本规划应有这样的考虑，即随着工作的稳步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应发展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而成为徽州文化特区。我们既然有过经济特区，事实又充分证明有着很好的效果，那么象徽州这样特殊的历史文化区域就不妨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设立文化特区，以大力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科学发展。这也正可对目前两省三市分辖老徽州六县的行政区划给以最好的破题，从而体现党和政府尊重民意、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创新体制、机制和发展思路
鉴于近二十年里，全国各地不分情况眼盯GDP，大搞开发区，导致了许多地方的无序盲目发展，造成了对资源与环境的极大破坏。国务院根据全国不同情况编制了四种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求各地依据情况规划好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四种功能区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对照功能区的要求，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自然是“禁止开发”的区域。因为这一区域有着黄山自然文化双遗产、西递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民居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省市县各级文保单位及大量非遗项目等，是一个自然山水优佳人文历史深厚、拥有人类文化遗产最多的地区之一，无怪乎温总理对安徽省文史馆员方利山有关徽州文化生态要实行整体保护的两次去信，两次作了批示，也无怪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我们认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急需创新体制和机制，尽快从原来的发展模式退出，不要再以牺牲自己优美环境和丰厚人文的巨大代价去赚取一时虚热的GDP，并要尽快将岩寺的化工企业淘汰，将歙县、休宁、绩溪数千亩的开发区还田还林还田园风光。省政府应以国务院规定的“实施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和政府政绩的考核政策，针对主体功能区不同定位，实行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在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评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保护情形与各级干部考核挂起钩来。”
作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党政机关，面对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发展思路的改变，无论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都应跟上形势，尽快从过去招商引资大搞开发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一切为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上来。当然，禁止开发，不是禁止发展。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应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深化本地的自然人文旅游，扩大和发展文化产业，大力改变过去一流旅游区域却没有自己特色的旅游产品的怪现象。
之所以提出解放思想，创新思路，还因为我们将要面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诸多须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比如当年徽州乡村道路齐整、水口优美、河水清澈、民风淳朴，今天该怎样参照徽州古老乡村的优长将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还有过去的宗族管理，虽然有些弊病，但村人对修桥补路却很热心，而今人心涣散，对公益事业缺少热情和积极性等问题，都应该调查研究，根据保护徽州文化生态的需要给予解决。
四、请求国家给以必要的财政扶持
徽州大量物态文化遗产如徽州老房子快速消失，急需抢救，然而作为吃饭财政的地方政府，却实在无能为力。也因为该地在由原来的“开发经济”调整为“禁止开发”，到以后做大旅游经济，必然有一个不很短的过程，因此似应实行国务院的财政扶持政策，即“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完善中央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增加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
首先希望国家财政对徽州老房子的保护给予适当投入。是否可以对黄山市现有的15000幢老房子成立一个“15000幢老房子保护工程”，登记造册，分轻重缓急进行抢救性保护，不再让一幢老房子毁坏。同时还可设立“古村落风貌保护工程”等等，给每个古村落补助一定的经费，并由当地退休老干部和学校教师组成古村落保护委员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补相关干部管理力量之不足。
当然，也要增加当地的造血功能。比如黄山的旅游收入乃至一些比较成熟的旅游景点的收入都应该更多地反哺老房子的保护。老房子修缮过程，中间环节层层拔毛现象严重，更应改变。因此，调动村民积极性，成立保护老房子民间组织及基金会等，也该逐步一一落实。
以上所述，谨供各级决策层作为参考。不当之处，并请指正。
郭 因 鲍义来 方利山
2008.8.20
（注：本材料的主要精神已通过省文史馆报告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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