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府六县的徽州人

        一府六县的徽州人,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卑之无甚高论：进取、创新、崇儒、知礼，如此而已。
 
                                                                  （一）

       这里的山水甚好，但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现实，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不啻穷山恶水。不管年产多好，这方土地上的出产都不能满足所有的口粮需求，每年都要从外头调来大部分粮食。山里的农民，往往靠种植一些玉米、红薯等来补充。这里不像苏杭，靠肥沃土地上的收成就可以过上美滋滋的生活。这里的人儿要讨生活，必须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正如民谣里面唱的：
       “身在徽州，前世不修，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徽州的子弟，往往十二三岁了，便跟着村里在外做生意的同乡，到外面去闯世界。休宁、歙县、黟县一带的往往沿着新安江东下。歙县北乡人和绩溪人往往越过《水浒》里面卢俊义和方腊大战的昱岭关和江南第一关，翻过大山，走百里徽杭古道。他们经杭州，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开始他们艰辛的事业。祁门人和婺源人往往走鄱阳湖，去九江，去汉口，甚至去广东，做茶叶生意和木材生意。詹天佑的先人，就是从这条路从婺源南下广东的。
 在外面茫茫的人海里，他们没有资本，没有祖上的恩荫，随身携带的只是远方慈母的爱、用功的习惯和处处留心的仔细。他们往往从最底层做起，不外乎学徒之属，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宵衣旰食之间悄然进行着他们自身的原始人力资本积累：一旦机会来临，他们立马抓住，演绎一番风云事业。当时没有时髦GDP这些指标，老百姓就把一个地方有无徽州人，当作了检验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言以蔽之：“无徽不成镇”。
 
       少年时代在徽州的时候，我曾经奇异于一些方言的发音，似乎同官话类似的词语完全不能对应。譬如在我们的徽州方言里面，就没有爷爷这个词。我们喊的多是“阿朝”、“老朝”、“朝朝”。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突然悟到“阿朝”、“朝朝”应当就是“朝奉”一词的变体吧：那个时代的徽州商人，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典当生意，被称作徽州朝奉。“朝奉”一词居然成了我们称呼祖父的方言词语，可以一窥当日徽州人普遍投身商海的盛况。
 外人看来，徽州商人享尽浮华荣耀，其实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辛酸又堪与何人说！
 道路漫长，前途凶险，波谲云诡的商场更是不见硝烟的战场。萝卜和茴香，是那个时代徽州人的忌讳，因为“落魄”和“回乡”是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的梦魇。
       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们告别故园，作别父母和妻小，在陌生的异乡闯世界、讨生活。哪怕之后事业做得再大，他们始终怀着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们的心中，永远不敢忘怀的是他们十二三岁作别故园、启程上路时候的劈荆斩棘和筚路蓝缕。
 
        “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首推‘勤（industry）’与‘俭（frugality）’两大要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7页。]新儒家余英时先生这样诠释韦伯范式中的新教伦理。
 勤俭，勤俭。其实同样讲究“勤俭”的程朱理学，何尝不是那个时代徽州人心中的“新教伦理”呢？程朱理学当中，鼓吹遏制人生的浮华，响应宇宙的感召：“存天理，灭人欲”。
 那个时代的徽州人，因为自己的故乡是程朱阙里有一种无上的自豪，他们把自己看作程子、朱子的私淑弟子。《朱子家训》、《朱伯卢治家格言》在那个时代的徽州，家家户户耳熟能详。他们聆听乡贤的教诲，兢兢业业，勤俭持家。他们把浪费时间、虚度年华看作人生最大的罪过。“徽骆驼”、“绩溪牛”是他们的图腾。
 
       今天联合国遗产地的西递村，瑞玉庭的主人胡晖生先生曾经赠我一对以他家传世的楹联为拓本的徽墨，上面写的是：
 “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

                                                                    （二）
 
       商海茫茫，不进则退。不经意之间，一个小小的风浪，就可酿成船翻人亡的惨剧。因此，做生意的徽州人特别注重创新，抓住商场上的空白点、盲点，打时间差，占据先机。
 
       从清人许奉恩笔记小说《里乘》中的小故事《一文钱》，当可以小见大，管中窥豹：
       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挟重资来苏州贸易，两人各恋一妓女，未几，便为此挥霍一空。很快，他们沦落到日则行乞，夜则寄宿古刹。
       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欷嘘。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怀抱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物归来。他鼓动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索水调浆，将草缠竹片上，蒙上纸，再遍粘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薮，特别是春天，游人如织。妇孺士人见甲乙徽商所携禽鸟，以为酷肖，争求购买，顷刻俱尽。每具禽鸟是以十数钱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5000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皆拾于诸市上，又用那一文钱买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
 此后，甲、乙徽商用一文钱赚来的钱，添购各色纸张，拾来鸡鸭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状。两人夜间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观出售。不到两年，甲、乙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遂于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为不忘此店所本，大书“一文钱”三字榜于门。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
 
      一文钱，一文钱。小小一文钱，两个世俗的徽州商人就可以做出这许多文章来。那个时代徽州人的舞文弄墨、娱乐性情、精巧绝思，都可见一斑。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无非“创新”二字。

       这种创新的品格，同样深刻地反映在徽州学术上：
       朱熹的义理之学，革了前世辞章之学的命；戴震痛斥“以理杀人”，又革了同乡先贤朱熹的命；胡适留洋回来，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又革了旧文学的命。他鼓吹“全盘西化”，又把手术刀对准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暗疮。

                                                                   （三）
 
      在徽州人眼中，读书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徽歙之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士农工商，商为最末。从商，实在是中原贵胄后裔的徽州人无奈的选择。他们骨子深处的，还是怀念他们当日在中原时候的优雅，自然而然地推崇“学而优则仕”。因此，他们的生意做得越大，事业越成功，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分裂和无奈就更加剧烈。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希冀他们实现父辈的理想，光耀门楣。因此，他们如此关注子弟的文化教育，用在外辛苦挣来的钱财，回乡延聘名师，修缮书院，兴办义学，让同乡同族的子弟接受朴素的“义务教育”。
即便考不中功名，徽州商人对子弟在文化和教育上的重视，也使得作为一个群体的徽州商人拥有了一个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从这个层面看，徽商的“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不是虚言。反过来，沾了些“文”气的徽州商人，在生意场上，就很自觉地摒弃恶俗的“铜臭味”。超越了大款、暴发户心态的徽州商人，在生意场上，就有了更多一分的自信和豁达。

       徽州贫瘠的土地，也使得那个时代的徽州人除了从商，往往还将科举作为改变他们命运的另一种方式。同时，徽州商人崇儒的风气，又极大影响了徽州普通民众的心态和诉求。
       他们发愤苦读，为自己、为家族博一个功名。在徽州，秀才是不起眼的，举人也不足提。只有殿试录取的进士，才上得了牌坊这个光荣榜，立在村头世世代代受族人瞻仰。有清一代，就在十户之村的琅琅书声中，徽州府出了十八个状元，排在苏州府之后位居全国第二。但是若论县计的话，休宁县从南宋到清朝，着着实实出了十九个状元，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徽州人介绍自己故乡的时候，会自豪地提起：这里是朱子的故乡，是戴东原的故乡，是詹天佑的故乡，是胡适之、陶行知的故乡------
 
       同样在西递，在履福堂，我们读到这样的对联：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四）

       明清时候同样是商品经济的重镇，同样是文献之邦，但苏州可以有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绍兴可以出徐文长这样的狷介之士。但如果做个假设，把这两位才子放到徽州，则是世人不敢想象的了。
 徽州人的性格里面，很少有剑走偏锋般极端的成分。虽然说如此这般，似乎便是符合了“中庸”的要求，但这样一来，便使得徽州极少出真正的文学家。恕我愚昧，印象中似乎徽州就没有出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文学走到高处，走到极至，就是要揭示人生的矛盾、冲突和无奈的，尽管它给人以深深的悲剧意识，但它揭示的那种无奈和断裂感，其实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人生阿！在这个世界上，青年人饱含理想，但又无时无处不身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割裂和冲突之中。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这就是真实的美，无奈的美。文学就是用种种方式揭示这种美，这种人生中悲剧的美，它的顶点便是以叛逆的形式出现。
       虽然都崇尚文化，但徽州人的文化信仰深处，大大的写着一个“礼”字。“礼”的影子中，文字是要讲“文以载道”的。所以，这样的“浩然之气”之下，是驳斥佛老的，是决计不会叛逆人生的。我这里这样讲，并没有任何褒贬的心态，只是客观的将这个事实摆出来。
 
       徽州是程朱阙里。朱熹是孔子之后的儒学集大成者。他的出生地和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在福建，但他籍贯是徽州婺源，他一直愿意说自己是徽州人，也曾三次不远千里回到徽州来扫墓、省亲、讲学。今天我们翻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话，还可以看见他的落款：“新安朱熹”。
 以大小二程子、朱子为骄傲的徽州人很自然地服膺他们的学说。休宁茗洲地方的《吴氏家典》中写道：
       “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
 
       今天徽歙土地上存留的一座座的贞节牌坊，以往被反封建的斗士抨击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而现身说法；现在则被发现了它的旅游价值，据说还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但我想，正如今天没有必要扬弃对历史上“新安烈女多”的丑陋现象的批判，来高声歌颂徽州妇女的节烈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而忽视了传统中的精华。
 我想，程朱理学里面“存天理，灭人欲”对世俗的普通人而言，太难了。人生毕竟是很精彩的，普通人毕竟要过生活。但，同样是程朱理学，它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理智信，任何时候都不会错，不会过时。尽管徽州程朱理学传统中有糟粕的遗存，但其中更多的仍然是礼，是做人的规矩，是“诚信”。这一点，在现代化中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对胡适先生的评价，一直存有争议。我想，这多是在学术和政治层面。但在胡适先生对待朋友、对待弟子、对待素昧平生的人之热诚这点上，多没有异见。胡适先生很清楚地将“贵有疑”在为学和为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野：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先生这样铮铮铁骨之人可以成为他的挚友；徐志摩这样的风流倜傥之士尊他为“胡大哥”；他“不苟且”的教诲，罗尔纲先生五十年后仍感慨适之师“煦煦春阳的师教”；他热情地称台北街头那个热心民主政治的引车卖浆者为他的“小朋友”，并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一代代年轻人，都喜欢胡适。我想，并不全是因为他自由主义的主张。适之先生人格魅力所在，更多的是他的老实、他对人的热诚、他招牌的微笑和“以天下人为友”的胸怀。
       我想，这点上，他是师法徽州先人的。徽州后人，也要师法适之先生。

                                                                     （五）
 
       进取、创新、崇儒、知礼，这是徽州人的品格。前两个特点，是徽州人“放眼看世界”的一面，是他们探索新知识，开拓新事业的一面；后两个特点，是徽州人珍视传统、珍视殄域的一面，是他们和乡土徽州丝丝相连的一面。这两个方面，一动一静：一端连着变革，一端牵着传统；一端强烈地要越出大山窥探外面世界的精彩，一端却又同散发着青草味、泥土味的乡土徽州唇齿相依。
       他们性格的这两端，尽管动的一端怀着一种极大的冲动去吮吸外头新知识、新思想的甘霖，但在静的另一端的gravity作用之下，他们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吸纳，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徽州本土的传统学风为参照系，有选择地吸收其中同他们传统性格发展脉络相吻合的新知识、新范式。他们在外头的思想世界中闯荡了一圈，最终仍是要在那静的一端的gravity作用下，回归徽州乡土。
       就像胡适先生，外人不了解的，以为他就是提倡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其实他同样也讲“整理国故”，强调“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看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始终逃脱不了徽州乡土学术传统的藩篱：
       新文化运动，他提倡白话文。文字学、语言学，属于旧学的小学功夫，清代徽州朴学的主流。
       他喜欢考据，考《红楼梦》，考《水经注》，仍然是徽州朴学的考据之学。或许，其中所强调的“拿证据来”，同现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仍然是有许多神似之处。
       他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讲究“一点一滴做起”，实质上仍然是徽州朴学“不苟且”的精神。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行进中的现代化中的问题种种，到头来仍然要“礼失求诸野”。
       西谚有云：ever ancient, ever new。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徽州性格的动静两端，也是如此，用中国古语言之，就是：与古为新，推陈出新。
  
       这其中，徽州女人是伟大的，她们是代代徽州人在外闯世界最美丽的精神家园，她们是代代徽州人最好的家庭教师。她们的贤淑和慈爱给了一代代徽州人永远奋勇向前的动力。她们的语重心长里，一代代的徽州人学会如何尊重长辈，学会如何读书知礼，学会如何为人为学。 胡适和陶行知的身后，有他们伟大的母亲。
       感谢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老师。她的那出《徽州女人》，是为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之上养育、教化了一代代徽州子弟的徽州女人谱写的最好的传记：
       徽州女人，她们有水一般的灵性，有石一样的坚强，有春风一样的慈爱。

                                                           第三章：我最熟悉的徽州人
 
       十八岁时候，我走出徽州，向那不可知的茫茫人海里，去寻找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
       十八岁之前，我在徽州成长。徽州的山水，给我深深打上徽州的烙印。我，是一个徽州人。
       我生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家里，传统的徽州家庭。
 
                                                                       （一）

       太祖母从乡下赶来的时候，太祖父早已冰冷了。从此，太祖母就跟着她的女儿——我的祖母一起过活。太祖母虽然出生在有钱有文化的大家庭，但她生性倔强，极有个性。小时候坚决不裹脚，也不喜欢读书，倒是做得一手好女红。她不识字，但她识大体，对孩子们的教育有非常严格的规矩，在艰苦的岁月里，把祖母的一双儿女拉扯大，使得我的爸爸和姑姑能够在逆境中健康地成长。
       当年同屋的邻居，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姚从春女士告诉我：“鸿志婆”当时对我姑姑爸爸规矩很重。譬如吃饭时候如果他们端着饭碗越过门槛去邻家，马上就会受到太祖母的白眼和训斥。
       其实，他们邻里关系很好。我知道，太祖母是希望父亲和姑姑从小就有“规矩”，从小就要在逆境中学会坚强。行事的规矩，一点一滴，方方面面，是每个徽州人成长的必修课。
      我小的时候，也曾缠着太祖母给我讲故事。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家在杭州的西湖边，大人会请戏班来家里演戏。她说她喜欢看白娘娘和许仙，后来电视里放赵雅芝、叶童那部风靡一时的《新白娘子传奇》，她跟我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后来还在一次剥螃蟹给我吃的时候，指着螃蟹腹内那像极了和尚的蟹黄，告诉我那是躲着的法海。也听她跟我讲苏州府怎么繁华，她们当年从日本鬼子手下逃难如何惊险。在我十八岁时候离开徽州的前几天，她平静地向我告别，从此终日陪伴她日日想念的太祖父。

                                                                    （三）

       我的祖父年轻时候参加了祁门县的游击队，后来来到我们休宁县参加土改，就留在了县政府工作，和祖母相识、相爱。我看过他们五十年代的结婚照。黑白相片上，祖父面相英俊，留着当时流行的“茶壶盖”发型；祖母则是漂亮的刘海，仪态大方。当年他们的同事都说他们的结合，是“琴瑟欢谐”。
       祖父很有才华，也有牛脾气。用祖父故知的话说就是，他有“狂狷气”。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狂狷，狂狷，祖父的狂狷给了他一生的幸与不幸。
       祖父有“狂”气。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候，秉笔上书，一腔热诚换来的是牢狱之灾和妻离子散，后来便长久地离开了我们。
      祖父有“狷”气，有所不为，安之若素。在多少年的监狱生活之后，安静地回到祁门小路口的小山村，当年他给游击队送情报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在那里，祖父是全村孩子的老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祖父给他们讲天文地理和音乐美术。
       后来，我曾经向祖母问起祖父上书的事情。祖母说，祖父当时上书中央办公厅，说农民生活真苦，应该恢复土地革命时候农村的农会云云。唉，若干年后，我在李昌平先生类似的上书中，听到了“农民真苦”的叹息；我在秦晖先生的文章里，读到了他“重建农会”的呼吁。
 
       我小的时候，也曾见过他几面。那时候，他已经被平反。但是，因为种种一下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祖父选择了继续在那个偏僻的乡村工作，没有回到我们身边。一次，祖父大老远来看我，闲着就教我读书。他在练习本上写下两行字，手把手地教我念：“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似懂非懂地跟着念，祖父就跟我解释阿：不要因为是很小的坏事就去做，不要因为很小的好事就不去做。长大以后，才知道那天祖父教我的，是三国里的刘备最后在白帝城跟他的儿子阿斗说的话。
 
       92年夏天的那个傍晚，我在外婆家，外面下着大雨。妈妈很着急地来接我，给我缠上黑纱白花，说要带我出远门。
 后来听说，祖父第二天就要离休，却偏偏在头一天的傍晚倒在了大车的车轮下。
       后来听说，在清理祖父的遗体的时候，他身着的中山装口袋的证件里面，还夹着祖母年轻时候的照片。听说，祖母的那张照片，祖父带在身边三十多年，陪他走过牢狱，走过平淡，走过人生的终点。
       我的爷爷没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我的爷爷！尽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有时候常常想，如果爷爷现在还在，过年回家，陪爷爷喝上一些老酒，讲着外面新鲜的事儿，陪他打几圈麻将；最好再放上几次銃，输上几圈给他，那该多好阿。晚景美暖，莫过于此。
       失去的，就永远也再要不回来了。每次回到徽州，我都会去他的坟头看看他，烧上一些纸钱，让他在天国买烟买酒。

                                                                      （四）

       祖母出生时候，家境还算殷实。后来随着日本鬼子的侵略，小康之家也在炮弹的轰鸣声中化做乌有。祖母那时才三四岁，便随着太祖父母逃难回到故乡。祖母现在每遇阴雨天气，腰酸背痛，据说就是那个时候逃难流下的病根。故乡那时候是一方桃源，在平和的环境里，倔强的太祖父又挣扎着开起了他的布店。祖母跟随太祖母在家里习女红，十岁上下便去上县里的新式学堂，学会了太祖父那一手算盘功夫，以至今日，祖母在故乡仍是县里远近闻名的算盘会计。
       建国时候，祖母的一个同学嫁给了南下的干部，介绍祖母去县政府工作。祖母的算盘打得很好，人也踏实，在那时候，她和我的祖父相识、相爱，组成家庭。后来的风雨便不是他们可以预料的了。因为那些运动、因为那些政治风波，祖父离开了妻小，在深山老林里服刑改造。从此他们天各一方，终究再未相见。祖母在25岁时候，就没有了男人，此后，她没有再嫁。我知道，她的心里，只有我的祖父。她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上赡养老祖宗，下把父亲姑姑两个还在襁褓中的孩童拉扯大，没有丝毫怨言。
       我小时候，因为父亲母亲工作忙，基本都是由祖母带大。我染了风寒，肚子很痛。祖母给我煎中药喝，还一边有节奏地抚着我的肚子，一边用土话唱着民间的歌谣：“鸡和食，鸭和食，百下百消，一摸就消。”好形象阿，治一个消化的小疾，还抬出了消化能力很牛的鸡鸭来做图腾。人类学的学者从中，当可发现符号和仪式的意义了。一笑。不过，这个要用休宁方言朗读，才压韵，才带味。
       祖母每天下班了，仍然在家里用算盘打一些帐目。我则站在她坐着的椅子的长条上，趴着祖母的后背，看她拨动盘珠的优雅，听那些珠子清脆的碰撞。在这些曲目里，祖母是仪态优美的钢琴家，我是虔诚的观众。有时候，祖母也教我一些基本的珠算。依然清晰记得当日祖母拉着我的小手，教我打算盘百子（类似高斯从1加到100）开蒙：“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
 
       “余无祖母，无以至今日。”千里之外的祖母，每天仍在辛劳着，关切着千里之外孙儿的一点一滴。每次北上，总不敢正视祖母噙着泪花的双眼。四处游历，路过一些名刹，我总要虔诚地烧上几柱香，给菩萨磕上几个响头，祝福祖母的安康。

                                                                      （五）

       父亲小的时候，就没有了他的父亲。在学校里，他是被归在“黑五类”的，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父亲很要强，他就像石缝里的小草，倔强地成长。
       他学生时代的功课很好，在中学里经常是第一名。高中毕业以后去齐云山上当知青，种过茶。他招工进了建筑公司，木匠、水泥匠、建筑工人、人秘干部、设计员、施工员，什么活都干过。
       后来恢复高考的时候，父亲不好丢下组织委派的工作，没有参加，说那样就辜负组织的信任了，以后也终究没有参加。父亲的老师多次为他惋惜。其实，北大的好多老师都是那会考上大学的。人生的路啊，拐过一个岔口，就无法再回头。有时候上课，听课堂上那些和父亲年纪相仿、经历类似的先生们侃侃而谈，看着他们渐渐苍老的面庞，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
       后来，他担任了县里建筑公司的一个职务，他经常为手下一百多号工人的生计奔波。记忆里，父亲很少在晚上8点以前回家的。要么在昏黄灯光下的办公室画着他的图纸；要么在繁星满天的午夜，还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要么为了外面的应酬，和那些他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觥筹交错。大醉后是他痛苦的内心。
 我知道，他其实内心里是文人。他也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啊。现实的残酷就是要将那个美好的理想撕裂了，展现在人的面前。他自己打的那副木头书架上，满满一排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都是我少年时候的启蒙教材。中学时候，我就捧着父亲学生时候做了满满标记的《中国文学史》一路读过来。我喜欢父亲飘逸的字体，我喜欢他的坚强。
 
       这些年，县里的城市建设搞得很快。每次盖新房子之前，是要拆旧房子。很多旧房子都是建国之前盖的，年久失修，拆迁难度很大。每每到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父亲总是用权威命令手下人后退到安全地带，他留在现场做最后的查看和指挥。一次拆迁，一栋老房正堂的朽木大梁都已经摇摇欲坠，在寒风中吱呀地响着。肃杀的气氛吓得路旁看热闹的人都有些胆寒。可是还有一个部分父亲没有检查到，他坚持还要进到里面去看看。一个年轻后生顾及他的安全，跟他争着去。父亲火了，给他就是一巴掌。
       我理解父亲，他的牛脾气，认准的死理，谁都拉不回，这点像他的父亲。那个受了委屈的兄长也理解：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不是每个人都能作出的选择——其实平日里父亲对他们好着呢，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在事业上的成长，平日里悉加点拨，一有机会就让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一番。那个受了委屈的兄长，刚刚跟随父亲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短短几年历练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项目经理。
       父亲是大福之人，鬼门关前都转悠了好几回了。一回是在办公室加班，冬天生炉子煤气中毒，幸亏发现的早；一回是午夜从工地回来，被冒失的小青年骑车撞倒，后脑撞了大口子，昏迷了整整一天。后来听街上的人跟我比划，血有那么多-----唉，母亲嫁到我们家之后，就没有过上几天不为父亲担心的日子。
 
       小时候，父亲就不怎么直接管我的事情。他总是说他来“身教”，把“言教”的任务交给了我母亲。但是他对我，仍然是非常严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毫不含糊。稍一违规，便是皮肉之苦，特别在我有了些许成绩就开始洋洋自得的时候。
       想想小时候受过的刑罚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跪过衣板、打过耳光、吃过毛栗子等等等等。太祖母和祖母心疼，见状都要来“劫法场”，将我抢下，帮我说情。唉，但是她们说话没有《红楼梦》里的老祖宗管用，她们越为我说情，父亲打我的手就下得越重。我知道，父亲是要我永远记住这些教训。“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父亲希望我永远做个实在的人，从小就不要为浮华所迷惑。记得在家的时候，父亲告诫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狐狸尾巴又翘起来了吧？”
       十八岁之前跟父亲的交往，感觉是我被打的时候多，被平和的言语教育的时候少。我不怪他，我知道，他是徽骆驼，他身上是徽州人的牛脾气。徽州当家的男人是相信，不打不成器的。今天想来，我还颇为怀念当时的被揍：噼里啪啦，地动山摇，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父亲心情不坏的时候，也喜欢和我开玩笑，完全没有了平日紧缩的眉头和冷峻的面孔。这个时候，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用言语“报复”之前他对我种种非人的压迫，而他乖乖的“束手就擒”，任由我在他头上“做窝”。我们父子两个，这个时候真是“没大没小”。母亲则嗔怪父亲“做老子没有做老子的样子”。
 这个时候，父亲是最开心的。他开怀一笑，就露出年轻时候在篮球比赛中被人撞掉后重新镶的假牙——那时候，他是“建工系统”篮球队的“拼命三郎”。也只有这个时候，父亲忘却了无穷的郁结和烦恼。
       他还往往自豪地向我同学介绍我们是亲密无间的两兄弟。看起来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其实我们同学都清楚他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一直在心灵深处默默地坚守着他的人生法则。
 
       有阵子，因为种种人事的纠葛，父亲在原来的单位呆着很憋气：倒不是为了和他人争夺一些蝇头小利，难过的只是人家在背后捣鬼和掣肘使得父亲做不了事情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我知道，父亲是要做事情的人。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不能真正地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事情哪怕再苦再累他也是快乐的：更早的时候，父亲就是因为主管另一个效益更好的单位，但整天无所事事，读读报纸喝喝茶就下班了。父亲很痛苦，辞了那头的职务回来。
       后来县里主管部门赏识父亲，想把他调到另一个效益更好、前景更好的部门去，对父亲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父亲也下了决心：“转会！”
       就在父亲去原来单位办理相关调动手续，就要离开的时候，公司里的老工人、年轻工人都来了，几百号人齐刷刷的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们来送父亲一程。有的老工人动了感情，眼睛红了，握着父亲的手，哽咽着对父亲喊道：“松南，留下来吧！”最后人群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松南，留下来！”“松南，不要走！”“松南，我们还一起干！”唉，到最后，此起彼伏，就成了集体的呼声了。我不知道此情此景下的父亲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但最后，父亲还是留了下来，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不过因为这件事情，母亲跟父亲呕过好几天气。
 
       每年的年关，是父亲最难过的日子。他要给手下百多号人能过上年四处讨债，但是四方求爷爷告奶奶也收效甚微。唉，谁让现在“杨白劳”比“黄世仁”牛呢？母亲多次劝他，上了岁数了，就不要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在工地上冲锋陷阵了；再说，也可以适当转轨，不再吃建筑这碗饭。这个时候，父亲往往很愤怒地回答：“你们妇人家懂得什么？”
 我知道，父亲是极其讲究“责己”的人，他考虑的更多的是手下跟着他做事的百来号人能不能有饭吃；他们能不能过上一个舒心的新年。
       另外，他也跟胡适先生一样，“爱惜羽毛”。他要始终证明给休宁县人看：他一定是最完美的，他永远不会放弃！那时候看甲A，父亲最喜欢国安的口号：“永远争第一。”我想，这就是他供奉的圭臬。
 很难得，也很庆幸，但更多的是自豪：我的父亲身上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父亲给我最好的礼物。
 
       高考填志愿时候，我想报光华，父亲执意我上国际政治，说希望我当外交官，赚钱不是人生的追求。唉，我就稀里糊涂地来了国政系，稀里糊涂地喜欢上了国政系，现在也要稀里糊涂地继续上国政系的研究生。在我即将面临人生中又一次选择的时候，父亲说出国不好，坚持我去考外交部。唉，徽州人阿，介于出世入世之间，骨子里还是要入世。
 
       十八岁那年上北大的那个晚上，父亲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句：“到那边，什么都要靠自己了。”火车开动了，父亲在月台上不停地挥手。我瞥见他鬓角的白发，被夜风吹起。

                                                                    （六）
 
       如果我现在或者将来，有一丝一毫他人或许还能接受的脾性和态度，我要感谢我的母亲。
 
       母亲是典型的徽州女人，温良贤淑。母亲嫁到父亲家里约莫有20多年了。我眼里，母亲秉承了徽州女人所有的好品行：没有和父亲家的长辈争过一句话、红过一次脸，若是有委屈的话总是自己默默地放在心里。
 古时候的徽州女人是要按照《朱伯庐治家格言》的要求来持家的：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睡，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多年之后，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才发现多少年来，母亲持家，莫不如此。我知道，母亲是徽州女人。
 
       小时侯，我在家里挨父亲打的时候，母亲总是扮演着非常尴尬的角色。一方面要好好教育儿子，维护父亲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阻止父亲“该出手时就出手”时的风风火火，dilemma阿。我每被打过一次，嚎啕大哭之时，母亲的眼圈也每是红红的。
       父亲工作忙，每日早出晚归，烦恼也多，未到50已早是满头华发，有时候受的鸟气因为一些小事就在家里发，年少气盛的我，有时候也免不了和父亲发生冲突。每每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呵斥我:“不许这样对你老子说话。”严厉的言语下，我看到的仍是母亲红红的眼圈。
 
       中学时候在休中上学，过的是六年住校的生活。每到星期的中间，星期三四的样子，母亲总要在家里做上一些可口的饭菜，骑车走10多里路，来学校看我。母亲一边看着我的狼吞虎咽，一边关切地问我：“老师上课讲的你都能听懂吧？”“能跟得上班级吧”―――这些问题我当时听来极为ft，始终名列前茅的自己怎么会跟不上班级？
       现在细细想来，二十多年来，母亲对我的教育，一以贯之的是：做人的本分和低调。仍然记得当日母亲经常告诫我的那句话：不要以为自己是第一，其实你永远是第七！
       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的文凭。他们那个时代的高中，也没有怎么正经地上课，都上山下乡去了。母亲不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也早已忘却了孔子、孟子。但她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她的那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是我“冠礼”之时最好的礼物。
       想来自己也颇为幸福，当我不再是一个扎扎乎乎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左手边是父亲给我的礼物，礼包上写着“理想”；右手里是母亲的馈赠，里面包着的是“质朴”。
 
        千里之外的母亲下岗差不多有5年了，自从拿过县里一次性发放的买断工龄的一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有上岗过。不过这样也好，平时家里的事情也够她忙的了。只是到了每天晚上的时候，才会和院子里的大婶出去压马路，也就是散步锻炼身体，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了。回家的时候，我也陪她们压过几次，也拿着板凳在电视机前和她一起看《橘子红了》。
       大二时候要在暑假进藏游历，母亲很急，做了我很多思想工作，甚至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但最终，我还是去了。今天依然记得当日乘坐从西宁到格尔木的列车，午夜时候路过德令哈，海子笔下《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那个美丽的地方。对母亲的那份牵挂和歉疚，在自己命名的《青藏札记》的笔记本上，我提笔记下我的心声：
       妈妈，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妈妈，我今夜只有戈壁
                                                                  ――――
 
       后来听母亲说，我在青藏线上信息不通的40小时里，母亲辗转反侧，始终不得安睡，只是在接到我在那天凌晨在拉萨打过来报平安的电话之后，才长舒一口气。
       母亲现在仍然是每天早起给家里熬粥买菜洗衣，白天去奶奶的小店帮她打点打点，晚上在家里静静地等候父亲的归家。平日里，她惦记的多是远在京城的那个不听她话的儿子。
 
       那年从西藏回来，给母亲带了一个传说可以辟邪的绿松石首饰，不知道现在母亲还戴吗？

                                                     第四章：休宁中学——我的中学
 
                                                                     （一）

       休中在古镇万安，新安江重要的商埠和码头。新安江水电站(那个水库就是千岛湖)修建之前，新安江上游水流速没有变缓，河床没有升高。那个时候从这里可以坐船一直到杭州。
      今天的万安老街仍然有几里长的石板路，虽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仍可见几分当年的繁华。当年陶行知辞别父母赴杭求学，就是从这里的水蓝桥上的船。他后来还以此为题，有现代诗《水蓝桥下》传世：“我17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蓝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儿子的面上/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整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在休中读书的时候，黄昏无事，我也曾经和要好的同学在水蓝桥头看落日、看归帆，看老头老太赶着鸡鸭回家。
 
       我在休中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六年。这里，有我的苦读，有我的汗水，有我成长的烦恼，有我难忘的初恋。仍然记得当日，下夜自习了，我们仍然在教室里点着蜡烛看书。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雪，纷纷扬扬。这个时候平生第一次领会到什么叫“碎玉”，还有倏倏声呢。烛焰跳跃着，我一边剪去长了的烛芯，一边对她说：“何当共剪西窗烛阿”。她笑了笑，烛光映红了她青春的脸。
 
       18岁那年，我和那个和我一起挑烛花的女孩，那个名字里含对了“落霞与孤鶩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女孩，一起走出徽州，去茫茫人海的京城寻着我们的未来。
       造化弄人，也许一切都是上天安排。走过了五年多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我们仍然牵手一起。在曾经抽刀断水而又破镜重圆的那个日子，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感激。我感激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偏爱。
 
       然而，那个人人惶惶如丧家犬的日子来了。
       电话那头的她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丧失了平日的理智：她歇斯底里般要回家、坐飞机也要回家的决绝，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干涉她对父母爱恋的自由”的强力质问，今天想来，仍然让我后怕。我理解，女孩子嘛，大难到来，最终还是要依偎男人的臂膀。
       我买了好些口罩和水果，骑着吱呀作响的单车，沿着白颐路大道，去她的学校。平日车水马龙的大道，彼时只有我响着吱呀声的脚踏车和昏黄的路光。她站立在风中，焦急而恐惧地等我。
       不知道我当时的话语到底有几成道理。谢天谢地，她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一些。她也终于答应留了下来。她的身后，是载着他们同学的车来车往。
       不久，京城各大院校陆续封校。返家的同学也暂时不能回来。她也跟我说她庆幸当初的选择。
 口字中间添个木，就是个“困”字：树儿被围了，就是困窘。人儿被围了呢？“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不幸，一言终成谶语。
       封校了，里面的人儿无法出来。她终究无法忍受恐惧过后的孤寂，无法忍受生命突然失去了色彩。终于，她义无返顾地去无际的人海寻找着她的爱情，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愤怒和痛苦中过去。保研确定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她。五年了，我们都一起走过。每每到人生的路口，我们都能想起对方——我还记得农园爆炸时候，是她第一个给我发来问候的短信，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破镜重圆。此刻，她是在为生计奔波，还是在教室苦读？我颤颤地问好友：我能原谅她么？或许，一切都是我的不好。
 我同样颤颤地拨响了她的电话。电话那边的她有点惊讶，话语一如平日的温柔——－听到她即将嫁为人妇的消息，我木然如痴：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
       那天夜里，我不知道喝了多少酒，一个人醉在静园的草地上，任凭好友打爆了我的手机。后来，听小师妹说，那阵子经常看见我叼着烟，乱着头发，在校园里无边地走。

                                                                    （三）

       休中阿，休中。行走得再远，又哪能忘了你的容颜？
     休中真的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夏天在学校的亥山上经常能看到王维笔下“漠漠水田飞白鹭”，虽然当时我们也经常抱怨山上的白鹭，抱怨我们经常被它们响应自然号召的排泄物击中。
     休中是锻炼人的好地方，尽管当年我们初中时候住的还是大通铺的老式房屋，晚上经常被老鼠们磨牙骚动的声音惊醒。尽管我们经常要几个年级争抢一个很小的足球场。尽管我们几乎没有用过电脑。尽管我们操场上的篮球架经常被雨水锈蚀得不成样子。尽管，尽管―――但我仍然喜欢我的休中：我的休中是顶着寒风在土操场上的晨跑，是停电时候挑着蜡烛苦读的晚自习，是图书馆里透过一本本书籍看外面世界的欣喜，是昂扬的眉，是青春的脸。
     我怀念高中时候曾经借住过的那个简陋的小屋——它在休中亥山的缓坡之上，白天它是朱典尧老师的厨房，晚上，我倚着它的八仙桌读书演算。尽管它很简陋，很破旧，也经常有硕鼠们光顾，但那是我的草庐，我很怀念它。
    开春的时候，我在这里读《平凡的世界》：我为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感动，勉励自己人生定当坚强不屈；夏日酷热的午后，我在这里读《傅雷家书》，慈父对儿子那份深深的爱，一如凉风，轻拂我的心田；入秋了，我在这里读顾准先生的传记，先生“拆下肋骨作火把”的风骨，在我心中默默的播下为国家民族奋斗的薪火；冬日里，则倚着火炉，看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雪夜读美，今日想来仍是十分惬意。我的小草庐里，可以伴着山上的松涛入睡，可以在星星点点的蛙声中读书。
     当时，那位后来考取清华的学长住在我隔壁。下夜自习了，经常是，他到我这来，我们冲上一些奶粉，就着昏黄的灯光，分享近日读书的快乐。
     王禹偁有他的黄州竹楼，苏子美有他的吴中沧浪亭，我有我的徽州草庐。
 
     我永远铭记着这样的镜像：狂风暴雨的夏夜，简陋的小屋子里面，两个青年彻夜长谈，谈经典，谈人生，谈未来。漆黑的夜，昏黄的灯光，青年人的理想和执着。
 “那个时候的我们，更年轻，血液中有更多的东西还未褪去。”
 
     套用梁治平先生回忆他的母校西南政法的文字，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替代品来表达我对休中的感情[ 参见赵凌：《西南政法：风雨五十年》，《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7日法治版。]：
同毗邻的两所省重点中学相比，我的休中简陋、残破得不宜成为中学。但那确确实实是我的中学。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把一段青春留在了那里。我的中学之所以无愧于中学之名，是因为她保有一种进取、博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经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在其中成长，了解世界，认识自己。

                                                                     （四）

      但是，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休中当年的选址考虑到它是徽州六县的地理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雅。怎么说呢，辛亥以降，缙绅阶层解体，官僚士子退隐不再回到农村；相反，乡村的人却一天天地“城市化”。因为历史的原因，当年选址环境优雅的考虑，今天竟然使休中成了安徽省唯一的一所在城乡结合部的省重点中学。体制的原因，环境的原因，领导的原因，种种不和与积怨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现在我似乎越来越不认识休中的模样了：我们图书馆里大概有几年没有换新书了。我们的老师住的还是不带卫生间的房子。我们的高分考生一年比一年少，从清华北大的常客到现在的多少年才上一个。我们的孩子一个个夜间翻越门墙出去“红警”。我们的好老师一个个头也不回地离开休中，去了大城市，去了相隔不远的市区屯溪——他们真的对休中没有感情了么？不，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心已碎。就像辽宁足球队的那拨辽小虎，他们是多么珍爱辽宁队那个集体，那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不得不一个个选择了出走和漂泊，甚至流浪。或许，老师们一遍一遍地飞走，是为了又一遍一遍地飞回来？但愿，但愿。
      但，面对现实，我不敢乐观。我不知道休中这十年来的主政者们都干了些什么？我真想对他们吼一声：醒醒阿，愚昧的人阿!你更应该看到是你身上的“校”字，而不是那个“长”！你醒醒阿，醒醒！长此以往，校将不校！你，我，我们大家都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冷静下来，细细想来，区区小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唉。心底深处其实一直有一个心愿，真想暑期时候回母校去义务教几个月的书，我不会跟他们讲“高考胜经”。我只会带他们读《论语》，带他们走近徽州历史的深处―――
 但愿，今天的不幸是明天奋起的基石。但愿。

                                                                    （五）
 
     九十年了，这里迎来送往了一代代的徽州子弟。在这个园子里，他们学会为人的道理，他们种下为科学献身的种子，他们埋下为国家民族贡献青春的信念。
 九十年了，美丽的少女，也成了面向夕阳的老太婆。九十年的时代巨变，个人的命运波迁在其中又算得了什么？沧海一粟罢了。然而，这里走出的子弟，始终未敢忘怀的是当日他们步入校门时候看见的两个大字：诚毅。
 
     记得当日在49年休中校友查秉枢教授家中，言及母校九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查教授跟我们说起当年的亥山、当年的万安。老人有些激动。后来我告诉他这次“神舟”五号上天，其中一位幕后英雄，一位女设计师是我们休中的校友，她的名字叫余青霓。老人翻开校友录：余青霓，安徽省休宁中学1987届。
     我清楚地看到：老人的眼中，闪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