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里

1836年，当14岁的绩溪县湖里村少年胡雪岩乘船沿着村边的登源河一路下新安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在山外的世界出人头地。

这个乡村少年一直是有抱负的。他聪明、伶俐、豪爽，富有才华和想象力，有着很好的审时度势的直觉。这种不同一般的底质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关于胡雪岩的具体身世，现在似乎说不出个道道来，按照湖里村的说法是：胡雪岩三岁丧父，只是靠母亲给别人做针线糊口。六岁时，胡雪岩就替人放牛了。十三岁那一年，胡雪岩放牛时在一个凉亭里捡到一个蓝布小包，里面有一张三百两的银票和一些碎银子。胡雪岩便把小包藏好，在那里等待失主来寻。一直到日落西山，失主，一个外出做生意的米商来了，胡雪岩如数归还———这个乡下少年的行为感动了失主，于是米商在征求胡雪岩母亲的同意之后，带着胡雪岩来到了杭州。

故事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民间的想象力永远那么雷同，是那种丰富中的雷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雪岩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门做学徒了。这个精明的绩溪少年，从登源河到达临溪，又从临溪转道新安江，然后顺着新安江来到了杭州。目前可以得到佐证的是，胡雪岩在杭州打了一段时间的短工之后，来到了一家钱庄当学徒，因为勤奋，肯吃苦，慢慢地擢升为“跑街”，并深得店主器重。胡雪岩是一个有着很高智商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书读得不是很多，但胡雪岩天生就有那种良好的洞察力和大局观，也有着相当的胆略和人情世故能力。

关于胡雪岩的第一桶金，现在公认的说法是胡雪岩与王有龄的相识。有一则故事是这样描述的：胡雪岩到了杭州之后，一直在一家钱庄做伙计。有一天，胡雪岩看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在店里转悠。胡雪岩便上去跟他闲聊，一聊之下，胡雪岩发现这个书生虽然生活窘迫，但却才华出众，抱负过人，只是缺乏进京赶考的盘缠。胡雪岩想了一想，便偷偷地借出了钱庄的500两银子。钱庄老板回来后，一听胡雪岩竟将这么多钱借给一个穷酸书生，大发雷霆，当时就让胡雪岩走人。胡雪岩无奈离开了钱庄。两年后王有龄中了进士被封官回来的时候，胡雪岩正在街头流浪。当王有龄听说胡雪岩是因为这件事受累，发誓要帮助胡雪岩致富。靠着王有龄的资助，胡雪岩很快在杭州开了属于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和王有龄的故事几乎在任何一本有关胡雪岩的介绍中都有。但我一直对于这样的故事表示疑问，原因在于作为钱庄的一个小伙计，胡雪岩能在老板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下子能从柜台中拿出500两银子吗？要知道，500两白银在当时决不是一个小数字。而这样由小伙计随意处理的方式显然缺乏合理性。这样的故事一听起来似乎更像是小说中的情节。所以就胡雪岩和王有龄的关系来说，我更愿意相信在他们之间，应该有着别的因素。而他们所谓的情缘，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后人的臆度。以这样的故事来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未免过于简单。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胡雪岩是有相当的眼光的，他不仅对于生意之事有敏锐的判断力，并且对于左右生意的其他社会因素也有着准确的认识。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胡雪岩与王有龄的关系之紧密确实是不可回避的真实。其实就当时的状况而言，政治与经济就像一根绳上的两股线一样不可分割。纵观胡雪岩的经营和人生之路，有两个人对于胡雪岩至关重要：一个是王有龄，胡雪岩就是在王有龄的支持下淘得第一桶金的，并且在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时，胡雪岩甚至获得了以他的钱庄代理浙江省藩库的支持，这样，地方政府的银库直接成了胡雪岩的周转金。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官居更高位的左宗棠。在王有龄死于太平军刀剑之下后，胡雪岩又适时地联系上了左宗棠。当胡雪岩与更具势力的左宗棠形成了铁杆关系之后，胡雪岩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先是为左宗棠办理粮草与太平军作战，然后帮助左宗棠与法国组织“常捷军”。1866年，胡雪岩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办理采借之事，并为左宗棠借了内外债1200多万两。在此之后，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行业扩展为粮食、房地产甚至买卖军火。他的钱庄也借助于湘军的力量，在全国遍地开花。胡雪岩与政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到了1878年，因为赞助支持左宗棠平定新疆有功，胡雪岩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布政使，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这个成功的红顶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徽州人的楷模和榜样。生子当如胡宗宪，从商要学胡雪岩。对于徽州人来说，他们对于财富的认同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儒学最根本处在于济世情怀，而济世除了以“仕”作为手段，通过权力实现抱负之外，同样可以通过从商，以金钱的方式来实现。在徽州人的眼中，如果两种道路能得到统一，那将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胡雪岩格外受到徽州人的推崇，在徽州人看来，只有胡雪岩的人生才是最完美的，算是真正值得效仿的目标和追求。

胡雪岩的确是一个聪明人。除了具备徽商的共性特点之外，胡雪岩最大的优势还在于，他还是一个自我宣传及自我推销的高手。在胡庆余堂，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一为对外的宣言：“真不二价”；另一为对内的警戒：“戒欺”。旁有跋云：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正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关于胡庆余堂的由来也有一则故事：先前胡雪岩并没有开药店，而是开钱庄和做丝绸等买卖的，只是有一次胡雪岩生病，吃到了假药，并差一点死掉，这样的经历让胡雪岩感到，假药的危害太大了，他痛下决心，要开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药店。

据说胡雪岩在办药店之前，贴出了一个告示，重金聘请一个药店经理。经过层层选拔之后，最后剩下三个人。胡雪岩接见了他们，想通过面试的方式选取他们中的优秀者。第一个人是非常精明的人，他在测算了药堂的规模和营业额之后，称如果让他来经营的话，可以为胡雪岩每天带来十万两白银的利润。胡雪岩微笑地拒绝了他。第二个人主张头两年少赚钱，然后再赚大钱。胡雪岩同样拒绝了他。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的经理余修初，余修初提出的建议是，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房，就要敢于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亮了再大干。胡雪岩一听，正中下怀，立即聘任了余修初担任胡庆余堂的总经理。

胡雪岩的想法是有原因的，出发点的不同，目的的不同，当然有着不同的运作方法。也许，对他而言，他当时所考虑的，就是如何从战略上去形成一种态势。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道德与政治的力量显得尤其重要，政治可以带来丰厚的收入，同样，道德也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而胡雪岩在充分地利用政治的力量打开阿里巴巴的大门后，现在，他也想玩转一下道德的回报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庆余堂轰轰烈烈地开业了，从开业的第一天起，胡雪岩就对外宣称，胡庆余堂最大的特色就是“真”、“精”二字：店里的药材，驴皮必购自河北辛集、山东濮县，山药、生地、牛膝、金银花非淮河流域不取，当归、党参、黄芪必定去往泰陇办理，麝香、川贝必定是来自云南和四川……开张之初，胡雪岩头戴花翎，胸挂朝珠，身穿官服，站在大门口亲自接待络绎不绝的顾客。这样打造品牌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经营理念，是诚信的一种延伸，更是能够通向金钱的桥梁。

胡雪岩成功了。在将政治与生意玩转得炉火纯青的同时，他的道德游戏同样也玩得非常成功。胡庆余堂从一开始就变得红红火火，人们纷纷拥至胡庆余堂买药。当地其他药店无奈只好压低价格。面对这样的竞争，胡庆余堂却拒绝相应降价，“真不二价”四个字掷地有声！既然货真价实，为什么要贱卖自己的药呢？胡雪岩又跟人们来了一下逆向思维，这样的逆向思维同样也获得了成功。我不知道胡雪岩在表达这样态度时到底有多少诚信的成分，但显然，他以坚决的态度标榜了这种诚信。

“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经商重信义，无德不从商”。这样的话从胡雪岩的嘴里说出来，一字一句，铿锵有声。我宁愿相信胡雪岩的诚心和真实。这样的性格方式极像一个徽州绩溪人。在徽州，绩溪人一直有着“绩溪牛”的说法，那是说绩溪人脾气耿直倔强，能吃苦耐劳。在某种程度上，胡雪岩真是有着这样的品性和底质。

但这个在故乡一直被奉为楷模和典范的人物，同样以一种悲剧的结局收场。依附政治起家的胡雪岩，同样也因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遭遇了覆灭。在与洋人丝绸竞争失败之后，胡雪岩的连锁钱庄一下变得岌岌可危。在这关键时刻，时局动荡，关于他的谣言风生水起。倒霉的事也接踵而至，胡雪岩所开的阜康银号与好几家钱庄一下子出现了挤兑风潮，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商业金字塔，一夜之间彻底倾覆。脆弱的朝廷看到胡雪岩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也开始落井下石，与此同时，胡雪岩的政治靠山左宗棠也在福州病逝。萧瑟风雨中，胡雪岩感到自己的内心如一件精致的薄胎瓷一样，跌在地上，变得粉身碎骨。所有的财富和荣誉都如同一场春梦一样烟消云散。1885年12月6日，胡雪岩散尽了自己的钱财，遣散了妻妾，带着“钦犯”头衔郁郁而终。而当逮捕胡雪岩的圣旨到达浙江巡抚刘秉璋处时，胡雪岩早已人亡楼空。

西子湖畔，杨柳岸，晓风残月。胡雪岩的故事，就像划过徽州与杭州上空的一颗流星。昔日杨柳依依，今朝雨雪霏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