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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民居(一)
徽州民居能以平和、恬淡、安详、纯朴的东方神韵闻名于海内外，“水口”的设置和营建功不可没。如果我们把其中混杂的大量封建迷信剥离出去，就会发现许多可供今人批判地继承的合理之处。
水口的设置
在风水术中，水口泛指村口水流出处。从实地考察看，水口的具体位置依山势、山脉的走向而定，一般多选在山脉的转折处或两山夹峙清流的左环右绕之处。中国地形地貌的特点是西高东低，徽州为山岗丘陵地貌，水口的方向多数是在东南。
汉末三国时，孙吴政权重兵慑服山越之地，打开了徽州的门户。自此，山高水险、天然封闭的环境自然便成了北方人躲避战乱的栖息之地。考虑到防御问题，同姓同族选择山谷隘口、易守难攻的地方，几十户密集型构屋居住。户与户之间都有高墙、深巷相连，一个村便是一个相连成片的建筑群。今天在徽州各处都可看到这种古村落，从水口入村便如人迷宫，户与户相连，有的还建有望楼，形成群屋一体的布局。村落四周有山环绕，山口狭小，山作为天然屏障便是最佳的防卫环境。同时，环山之内的谷地宽阔、平坦、肥沃又有溪流，成为中国农耕水原文化尤其是南方灌溉农业经济的理想场所。因而在徽居村落中，水口、村口、山口往往是重合的。
徽州民居(二)
在古徽州人的心目中居室选址要求山势奔驰远赴，符合蜿蜒、耸秀、峻峭、盘居安稳、磅薄而脉理淹延、环合如舐尾之龙等审美趣味，因为在风水术的迷信观念中，山即龙脉，若山势蜿蜒起伏犹如行龙，村落才能发达，人文才能旺盛。古徽州一些宗谱每每在卷首自豪地宣称：“吾乡之脉自……来”或“吾村基之脉起于……”等。又要求在山的人口处山碧水环，在风水中度水往往比审山更为关键。人们往往狂热地追求依山面水的选址模式，不惜一切在这里营建村居，寄托无限的希望。
如徽州《冯氏族谱》载绩溪冯村选水口，较为典型：“设村自元代开族以来隅隐庐豹隐，尚未能大光也。后世本堪舆之说，因地制宜，避其墙围于安仁桥之上，象应天门，筑其台榭于理仁桥之下，象应地户。……上通好国之德，下是泄漏之机。其物阜而丁繁者，一时极盛焉。”
在一些不够理想的地方选水口，还要千方百计加以完善，引水补基最负盛名的例子是黟县的宏村，明永乐年间挖月塘，把村外的河水筑坝抬高水位，引入村内，九曲十八弯流经街巷和家家户户，村中心的月沼如一面明镜，衬托着周围的建筑，风景如画，远处青山逶迤，近处古树浓荫，被外国游客赞为世界上最美的村庄之一。
祁门的奇岭村地处偏远的深山，其水口选取及村落布局几乎成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现实版本。它处于山抱水环之中，村口由二山夹峙，自然形成一狭小的谷口，谷口内有一溪流在此流出，便构成水口与山口的合一。山口处有三幢体量颇大的建筑，即水口亭与两座二层楼，连成一片，把整个山口堵的严严实实。这种徽居为数不多，属防卫型较强的水口。
由于符合奇岭水口模式的地貌有限，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多，再加上太平之年无须再强调防卫，徽州的大部分村落的水口选择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的容量，《阳宅集成》卷一“基形”一节中把这种模式概括为：“阳基以平为美，山秀水深，堂局大，巨族归人家；龙孤水浅，地形单，暂住小人陋室。”
在明清时期，徽州因从商兼入仕者众而富甲一方，人口也大量增多，素以东南邹鲁著称的徽州族人，自然而然地又把山明水秀、林木茂盛的村口水口环境作为首选。如歙县呈坎村、唐模村、雄村及黟县西递、休宁五城皆属于这种游赏审美倾向较浓厚的类型。
水口的营建
徽州民间的风水观还迷信水口决定了财气人气之旺，因而除了选择理想的水口位置外，还必须建筑桥台楼塔等物，增加锁阴的气势，彻底扼住关口。
较为常见的也是最普通的是以桥为主作“关锁”，再辅以村、亭、堤坝、塘等。徽州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下记载：“……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人大溪，为村口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亘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民间把桥称作“守门户”。
绝大部分桥梁都建于明清两代，一些宗族大村的水口桥则十分讲究。祁门大坦村的水口桥又名安浮桥，桥上起屋，西首起楼，东首西首各有圆券门，门上有青石题额，刻有“东维揽秀，西俪昭华”，桥阁西侧紧靠山麓，林木茂盛，环境清幽。村口的关帝庙碑记载有当地族人在清乾隆四十三年对本村水口环境的评价：“宅之东偏环拍水以为带，而月山以为屏，遥接竹林，苍翠滴，近邻桥阁，盘舞若飞，巍巍焉，煌煌焉。”如果剥去迷信的外衣，桥无论在组织村落的外部人口序列的路线上还是在景观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徽州民居(三)
除桥之外，有的地区还建有文昌阁、奎星楼、文风塔、祠堂等高大建筑，辅之以庙、亭、堤、树等。此类建筑更能体现风水观中的“关镇”迷信观念。由于历史的变化，这些建筑遗留下来的已不多，但从许多村志、宗谱来看，仍能呈现当时水口营建之盛况：
绩溪冯村：书院、七里墩。
休宁五城：牌坊、仙姑庙。
歙县唐模：檀干园、路亭。
婺源理坎：关帝庙、越国公阁、文昌阁、文峰塔。
黟县西递：奎星楼、文昌阁、观音庙、风山台、荷花池、路亭。
水口、桥、塔、阁、楼构成的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的空间环境成了徽州民间最为崇尚的理想居址。
水口树也是水口环境营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徽州人认为青山绿水之间，林木茂密，烟生雾绕，可生吉祥之气，象征着生气旺盛，有些村落的族规还有禁伐的内容，如《麓齐氏族谱》：“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祁门《查湾龙源汪氏山场阄书》分山条例中也规定要保护作为村寨屏障的林木。《明史纪事本末》中曾记载，因南京钟山考陵来脉的关系，禁止皖南宣歙等地砍伐山林。帝王的权威更强化了保护水口林的意识。
徽州山区很多溪流落差较大，为了防止在旱季无水缺水，因而往往在水口设拦水坝以提高水位，控制流量。拦水坝上溪水犹如低落差之瀑布，景色十分优美。为了充分利用水能，徽州民间常常在水口置油车、水礁。休宁双溪水口八景中有“水礁流口向阳桥右侧，白果树下”，并有诗赞曰：“断水何劳掘地成，归流机巧忠雷霆，玉粒每看云里捣，寒声偏于月中听。”
水口的价值与意义
徽居的水口带有浓厚原始巫术或封建迷信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徽州民众对山水美的热爱与向往，其中含有丰富的遵循自然规律的科学因素和美的观念。
水口观念特别强调村落的总体轮廓与地形、地貌等各种自然环境的和谐，其效果是使村落的群体组合呈现优美流动的形态。水口给一个村落开辟了丰富的人口序列空间，虚实结合、高低呼应，幽静的自然与建筑相结合，在村郊结合部，利用不同的山势、岗峦、溪、湖塘，配置以牌楼亭榭、桥梁等，形成优美的园林景观，这一地段因而成为村镇风景最美、最具有不同风貌的所在，甚至成为一个村落的重要标志。
当你沿一湾溪水行走，遇上叠嶂屏山，山重水复之际，却有一抹尖塔、一幢楼、一座阁、疏密不一的林木或如镜的水塘为你引路，并将你在全然不觉中由自然引入到村落的怀抱。行程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变换，造就了层次丰富的游赏空间。今属黄山市的唐模村，入境后有楼阁三叠的路亭翼然而立，亭边有小桥横卧，形成组景，然后由宏伟的四柱石牌坊下穿过。该石牌坊精雕细刻，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前临平阔的湖面，湖后岗峦起伏，远山隐然，岸边古树耸立，垂柳多姿，湖中有亭榭曲桥，形成了水口主景。
水口的依山临水模式使得徽州民居多借助山水布置，不强调固定的几何形式，更没有固定的模式。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人们在低洼而狭窄的水口处树立高大建筑，使得自然与人文建筑在结构上趋于稳定。立塔、设楼、种树、开塘，使平坦中起波折，浑融中出错综。即如种水口树而言，徽居的建筑艺术告诉我们，并不是树木多多益善，而要障空补缺，不薄不厚，表现出徽州民众于水口择址的空间组织能力，其流动、错综、活泼的风格极大地满足了视觉的审美需要。
优美的水口环境也为村落民众提供了公共活动场所，如祁门桃源村水口桥内石碑铭文记其功能：“朝夕以游焉，息焉，便之，而凡往来经其地者，无不便之。……父老兄弟出作入息，咸会于斯。”徽居的水口模式开创了中国园林的公共性质。尤其在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村水口公共园林，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向游人或民众自由敞开，说它类似西方城市的中心广场，甚至在天人和谐的层面上超出，毫不过分。
综上所述，水口正是徽居之所以成为东方明珠和东方文化缩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文/刘彦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