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翘楚 医界先锋

   办医院 开医校 出医刊 编医书
    西方医学是在十七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而传入中国的。由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并不多，且活动范围有限，加之西方医学当时还不十分发达，在治疗疾病时疗效不甚显著，特别是西医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中医理念时有违悖，因而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西医在中国的影响仍然有限。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冒险家纷至沓来，很快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建立了一些教会诊所或医院。有些医院还附设了医学校。但在1900年以前外国教会医院规模还不大，收容病人也有限；教会医学校的数量也很少，故毕业生寥寥无几。在此期间，1865年清政府曾在同文馆中设立医科，但每班仅有学员数人，而且没有医院可供实习，故学生毫无临床实践的经验。1893年李鸿章在天津北洋水师总医院内开办了西医学堂，第二年改名北洋医学堂。这些官办的医学校，由于条件的限制，在西医的推广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 

    真正由中国人个人创办并卓有成就的西医学校是1904年由皖人汪惕予在上海开办的自新医科学校。真正在西医推广方面最早有所建树的是皖人汪惕予。 

    汪惕予本名自新，行名志学，小字觚哉，安徽省绩溪县余川村人。清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出生于上海。汪惕予是著名徽商汪裕泰茶庄的创办人汪立政的次子。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在汪惕予刚过三岁时他的父亲就令他破蒙读书，先后随多位名塾师就学，因而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8岁时曾回绩溪参加学使者试，22岁时其父又专门礼聘绩溪的进士曹作舟到家教授科举应试的帖括之学。当时清政府朝政窳败、国祚日衰，汪惕予盱衡世事，认识到参加科举已没有意义，因此毅然放弃通过科举入仕之途，而改从江苏奉贤县名医师夏景垣先生学习中医。四年后，1897年汪惕予卒业回到上海，在中旺弄（今宁波路东段）开设诊所，悬壶济世。 

    1898年夏秋时节，顺天、直隶一带水灾严重，汪惕予奉派前往灾区经办赈灾，他为人公正，办事严明，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赏戴花翎加四品衔候补直隶州同知。但此时的汪惕予潜心医学，早已无心功名。他认识到医学深如渊海，只有博通中外，才能入其堂奥。1899年三月汪惕予负笈东瀛，入日本国筱崎医校学习西医。在日的四年中废寝忘食，孜孜矻矻，刻苦钻研，虚心求教，终于在名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03年回到上海，在英租界的广西路开设私人诊所，并聘请了日本医生上原宇佐郎为助理。很快，汪惕予的高明医术已闻名遐迩。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因风疾发作，痛苦不堪，他派员携带重金用兵船专程从金陵到上海来聘请汪惕予前往治疗。当时，总督府内医师成群，对端帅的病均告束手。而汪惕予深谙医理，辩证施治，一个月过后，端方的宿疾即告痊愈。 

    汪惕予对于传统的中医学说既有研究，又有了西医理论作比较，对于中医五行理论的缺陷，认识很深刻。他认为西医以实验、解剖为基础，既易学又易见效，对学习者和病人都十分有益。因此，他自己出资两万元，当时的驻美大使伍廷芳、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瑞澂以及社会各界又捐资襄助两万四千多元，共得款四万四千多元。在1904年2月租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伍廷芳的别墅——“观渡庐”，开办了自新医科学校并附设自新医院。学校的教师都是聘请留学日本和欧美医校的毕业生，同时还雇了四名日本护士。第一年，医校招收了23名学生，医院当年收治了各科病人6757人。年终将成绩呈报官厅和有关团体，得到各界一致好评，均称赞此举福国利民。由于爱文义路的医院离市区太远，就诊者往返不便，为方便病家，1905年医院迁移到泥城桥堍，又添置了很多当时最新的医疗器械，就诊者日益增多，疗效也十分显著，因此声名鹊起。1908年又在医校内添设了医学补习夜科，以便中西医士业余进修。远近来学的有180多人。每期六个月，连续举办了三届，参加学习的共有935人，后因医院业务繁忙，无力兼顾，不得已在1909年七月停办。1909年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子看护学校，招收青年女子学习最新护理知识，学制两年，民国成立后各省赤十字社的护士多是该校的毕业生。
    1913年1月，汪惕予又在上海创办中华女子产科学校，设60个名额，每年添一个新班，招收各省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女子，学习最新助产学，学制两年，只收食宿费，不收学费。同时又在上海开办协爱医科专门学校，设60个名额，学制四年。

    为了更快把新医学知识灌输到全国各地， 1908年6月汪惕予出版了《医学世界》杂志，每月一期，他自己负责编辑、校阅，直到1914年停刊。1911年汪惕予又创办医学世界社，先后翻译编著出版了《汪氏医学彚编》（共15种）、《汪氏解剖学》、《汪氏外科学》和《汪氏二十年之经验》等多种医学书籍。 

    此外，汪惕予还兴办了一家制药公司，名为“亚东制药会社”，亲任总经理。
汪惕予办医院、开医校、出医刊、编医书、大力推广西医，开风气之先，创事业之巨，的确是皖人无上的骄傲！

   支持革命 救死扶伤 广交名流 业内拥戴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战火纷飞，血肉相搏。汪惕予出于爱国之心，与同志在上海组织中国赤十字普济善会赤十字社（简称中国赤十字社），并率先捐出银元5000元，社会各界纷起响应，继又捐出15000元，在南京、苏州、镇江及长沙、武汉等处设立分社，置办器械药物，招募有志青年200余人，普及各种救护伤兵的方法和战场的卫生常识，又在前方设看护学校，抽派护士前往战场从事救护，并得到曾留学日本的医师周咏京、蒋秋蝉和朝鲜青年韩挽洋等十多人的相助，他们日夜奔走在沙场，出入于枪林弹雨，到战事结束时总计救治伤病员5000多人。其爱国精神，令人起敬。
汪惕予医术超群，且多才多艺，宅心仁厚，又生性豁达，善于交谊，诚以待人，因此结识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一大批名流，如徐世昌、陈蝶仙、荣宗敬、史量才等名士，均为汪的好友。

    1913年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医界联合会上，汪惕予被推举为正会长。7月，南北各省慈善家，组织慈善改进会，汪惕予又被推举为副会长。由此可见他在当时国内医学界的地位与名望了。

   毕竟徽商本色 富贵不忘桑梓
    徽商人士在外发迹以后，都对家乡的教育、公益事业十分热心，汪惕予也不例外。他想到家乡百姓贫穷，孩子上学有困难，为了改善家乡的教育状况，于1916年决定捐资1000元作为村里的燃藜小学的开办费，并允诺以后十年内，每年再捐助500-1000元，凡本村内儿童入学，免收学费。学校的课桌椅都是在上海定制后从水路运来的，还送了一架风琴，由于教学条件好，经费有保障，加上师资优秀，管理良好，燃藜小学成了绩溪县的一所名校。邻近的旌德、歙县的子弟都慕名前来就学。村里的老人还说，那时汪惕予曾经提出要给乡里每家每户统一建造新房，但此议遭到族董们的反对，后来只好作罢。余川村村口原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环秀桥，后被洪水冲毁，村民出行一直十分不便，这座桥是村庄的水口，远近闻名，很被村人看重。汪惕予的父亲汪立政倡议修复并先期捐出1000元巨资，但直到他去世，还未完成，汪惕予承继先人遗志，续捐巨款资助，使工程得以竣工，村民无不额手称庆，感恩戴德。
余川村的汪氏族谱从清乾隆八年统修以来，已有百余年没有赓续，原有的旧谱已散失难觅。1913年汪立钧等人倡议续修族谱，汪惕予闻风响应，捐输善款予以赞助。

   激流勇退 痴琴莳花 寄意山水 归于平淡
    汪惕予五十岁后，他的俩个儿子都已能自立，长子汪振时留法学医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自新医院担任主任医师并负责医校工作；次子汪振寰于1919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主持茶叶店经营。因为儿子既已自立，所以他从此不再过问医院、医校的事务，也不再打理茶庄的生意了。1920年他在上海斜桥路1号建了一座余村花园，占地十亩，署名“蜷庐”。1921年暑假胡适应邀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时，就下榻于此。在当年的《胡适日记》中曾有多处记载。9月7日胡适离沪返北京时还写了《临行赠蜷庐主人》诗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主人也是名利场中的过来人，/但现在寻着了他的新乐趣：/他在此凿池造山，栽花种竹，/三年竟不肯走出园子去。/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把聪明用在他的园子上，/他有时也不免寂寞，/他把寂寞寄在古琴的弦上。/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汪惕予斥资买下雷峰塔旁夕照山北麓西湖湖滨的一片土地，广约二十余亩，他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耗资数十万，建造成一处园林式别墅——青白山庄，后来改称“汪庄”。汪庄三面临湖，登高可览西湖全貌，西面苏堤六桥也历历可数。晴好日，落日余晖间，尚可闻净慈寺悠扬的南屏晚钟。园内亭阁高耸，楼台飞檐，假山重叠，石笋林立，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当年开工之时，由于汪庄围占西湖湖面甚多，杭州市民曾讼之于官府，汪惕予许诺在他百年后，将汪庄献给政府，还湖于民，才得以顺利动工。 

    汪庄建成后，庄内设有汪裕泰茶庄门市部，供应西湖龙井名茶，其所售茶叶容器的式样颇多，有铜制的，有竹编的，有黄杨木雕的，有脱胎漆器的，式样新颖别致，买者踊跃。门市部并辟有试茗室，供游人品评，室内还陈列有各种精美的茶具。 

    汪惕予雅爱古琴，自己又会制琴，且方法新颖。在汪庄建有琴堂一室，建枋题名“千今百古琴巢”，室内珍藏了古今名琴百余张。其屋名“今蜷还琴楼”。可惜，这些珍贵的古琴在抗战时期杭州沦陷后全部被日寇掠去，不知去向。 

    民国十八年（1929）西湖博览会时，汪惕予拿出明人汪宗先制作的“修琴”、元人朱致远制作的“流水”和唐人雷霄文制作的“天籁”三架名琴参展，名震一时。有位鉴赏者妄指“天籁”为赝品，为此，汪登报质疑“哪里看出假来”？鉴赏者撰文称雷霄文制作“天籁”琴底应用“楸梓”而非“黄心梓”。而分辨楸梓，必须锯开后以见到紫黑色为准。为自白诚信，汪惕予特地开了一个说明会，邀集同好及各方学者，当众锯开“天籁”底板，果为楸梓。次日杭州报纸以“日夕望君抱琴至，空山百鸟散还合”为题披露此事，那位鉴赏家也就从此销声匿迹，不复出现。故有人评价：赏琴大家“前有陈子昂，后有汪自新”。 

    汪惕予还爱种花，汪庄内奇花异卉，四季常新。特别是秋季菊花盛开时，杭州的士绅名流、淑女名媛前来观赏“屏山菊展”的络绎不绝。 

    汪庄内所有楹联都是汪惕予本人自撰、自书，篆隶均有。汪庄内还收藏有很多名贵的古董，字画，包括有慈禧太后的梳妆台等。 

    汪庄的一切充分展示了汪惕予这位徽商儒雅的一面。 

    汪惕予认为：“做人为不得已，敛财卒不可取，当以自身体悟为普天下跋涉商途中之生命借鉴。”汪惕予既名自新，汪庄原取名青白山庄，庄前还有两条马路，汽车均可直达汪庄，一条叫坦白，一条叫自新。这些命名有点令人费解。当时有不少人就臆测附会，说汪惕予是发了不义之财，心中愧怍；又有人说汪惕予曾参予豪赌，一夜输掉了几十间汪裕泰茶叶分店的店铺，现在悔过自新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命名。这种说法似是而非，颇使人一时难辨真伪。 

    其实，这些都是好事者的讹传，事实上绝非如此。汪氏祖孙三代，经营茶叶，因品种全、质量优，又待人诚恳，童叟无欺，因此生意昌隆，利润丰厚，从而崛起并名扬于海上，汪裕泰茶庄被称为“茶叶大王”。祖孙三代在一百多年间，先后开设茶庄、茶厂20余家，并在日本、英国、美国、摩洛哥等地开设茶庄6家，堪称是搞跨国经营最早的徽商。汪氏祖孙三代皆为徽商翘楚。汪惕予在父亲去世后，接管了商店，尽可克绍箕裘，在商业上大展宏图，但他以业医为主，各商号都分别交给各经理自行负责，后来除杭州汪庄门市部外，其余都由他次子汪振寰管理。所谓“豪赌输掉店面”更是无稽之谈，其实是汪振寰借中茶公司出口茶叶的机会，把资本抽到日本和美国去扩大经营去了。大陆解放后，汪振寰移居台湾，开设了汪裕泰总店。继又移居美国。现在，在香港、日本、美国都有汪裕泰分销店。 

    汪惕予在汪庄还建有生壙，准备以后埋骨于此，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2月杭州沦陷，汪惕予只得回到上海，自此汪庄沦为日军的养马场，整日臭气熏天，一代名园，竟受此亵渎，令人扼腕！当时报纸上有文感慨说：“堂堂一代名园崛起迅速，去也倏忽，此可见人世亦如是否？”抗战胜利后，汪庄管理乏人，仍然是军队的养马场，后一度又作为某中学的校舍。1949年后汪庄收归国有，先做幼儿园，后辟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招待所，从那时起，很多来到杭州的国家领导人都在那里住过，毛泽东更在那里下榻达27次之多，还曾说汪庄是“我的第二故乡。”1979年改革开放后，汪庄更名为“西子宾馆”，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的宾客。 

    那年汪惕予回沪后，从此闭门谢客，终日郁郁寡欢，于1941年1月去世，得年73岁。 

    岁月嬗变，人物星散，只有西子湖畔的汪庄还在为世人诉说那一段传奇。

     （发表于2010年3月26日《合肥晚报》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