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之一

(三十岁之前)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他出生于上海，但是籍贯是安徽绩溪。绩溪古代属于徽州，以出产徽墨而闻名。胡适很为自己是个安徽人而自豪，他的口头禅，除了有名的“我的朋友”和开玩笑的“该打屁股”之外，最常挂在口边的就是“我们安徽”或“我们徽州”如何如何。

胡适出生的时候并不叫胡适，他的名字叫“嗣糜”，按家谱排行，又叫作“洪[马辛]”。至于“胡适”和“胡适之”的名字来源，下面再介绍。还不到一岁半的时候，小胡适就和哥哥，叔叔和妈妈，一起渡海来到台湾台南。他们一家来台，是因为胡适的爸爸胡传（铁花）当时在台东当知州（相当于县长兼保安司令）。胡适和家人在台南住了九个多月，又举家迁往台东。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马关条约中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于是台湾的官吏及眷属纷纷内渡。胡适一家人在1895年回到上海，而胡传在道经台南时，坚守台南的刘永福要他留下来帮忙。然而情势逆转，胡传又害了脚气病，刘永福只好让他走。胡传离开台湾才十天就死在厦门。

胡适和家人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徽州。失去父亲的小胡适，成了母亲冯顺弟的精神寄托。这位二十三岁就守寡的“填房”，一心希望胡适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冯夫人太年轻，家里经济大权操在胡适的二哥手里，所以很受委屈。好在胡传在世时已经看出胡适是块念书的料，在遗嘱里要胡适走念书这条路，所以胡适一回家乡，就开始念私塾。当时私塾学费的“公订价格”是每个月两元，冯夫人一给就是五元，以后逐年增家，到胡适十二岁到上海念书时，已经给到十二元了。由此可以看出，冯夫人是如何地“望子成龙”。胡适自己也很喜欢读书，除了正统家塾的经书外，胡适还读了很多小说，对他后来鼓吹“须用白话作文章”，有很大的影响。冯夫人管教胡适非常严厉，在胡适“四十自述 ”中，有很动人的描写。

1904年，胡适的三哥到上海就医，胡适也跟三哥一起到了上海，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第一个学校是梅溪学堂，因为不懂上海话，被编在第五班。有一回上课，老师讲到“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老师说这个“传”是左传。胡适上海话学得差不多了，大著胆子纠正老师：这个传”是易经“系辞传” 才对。老师脸红了，于是出个题目，要胡适做文章。胡适做完了给老师看，老师看完了看看小胡适，说：“侬跟我来。”把胡适带到第二班来，一天之内，连升四班！

小胡适正高兴著，抬头一看，黑板上有两个作文题，都看不懂，其中一个是：“原日本之所由强”。胡适回家来问二哥，二哥就给了他“明治维新三十年史 ”这类的书。这对胡适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他开始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读物，从那时候他就敬仰梁启超，而且终生崇敬不已。

1905年胡适转学到澄衷学堂，在那儿他读到了严复译的“天演论”，第一次接触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大受影响。有一天胡适要二哥帮他取一个表字，想到“适者生存”，于是就取为“适之”（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胡适参加官费留考，才正式用了“胡适”为名。

胡适是一个颇有领袖气质的人，在澄衷学堂才一年，就作了第二班的班长。当时社会风气渐渐开放，年轻人尤其不满现状，常闹学潮。有一回胡适班上有一个学生因故被开除，胡适以班长身份和学校抗议，被记大过一次。胡适年轻气盛，不想念了。刚好是年(1906)夏季中国公学在招生，胡适就跑去报考，一考中第，当时胡适才十五岁。包括胡适自己在内，谁也没料到，中国公学成为胡适展露头角，初试啼声的地方。

中国公学是因为1905年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有一部份学生愤慨回国而创办的。在风潮最烈的时候，写“猛回头”的陈天华蹈海而死，引起极大的震动。是以中国公学成立之初，就有浓厚的革命思想。有一些学生念一念就不见拎，原来都跑去参加革命。胡适进中国公学念书时，发现自己是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那些“老大哥”同学并没有要胡适参与革命，一方面胡适年纪太小，一方面大家商量过，认为胡适才气很高，是一个可以作学问的人，所以不劝他冒险参加革命，但是革命的行动主张，也不瞒他。第一学期同学们组织了一个“ 竞业学会”，出版白话刊物“竞业旬报”，以鼓吹革命。大家知道胡适能文，要他写稿。旬报第一期有一篇“地理学”，就是胡适一生中写的第一篇白话文。旬报既是为宣扬革命，自然要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来写，这个道理也成为胡适一生行文的一贯态度：做文字必须叫人懂得。

一个月后，胡适的白话文越写越顺手，居然写起长篇小说（真如岛）来了。竞业旬报是个革命报纸，但是当时的情形当然不能太明目张胆，所以启迪民智，打破迷信就成了重要工作。胡适的“真如岛”，主要思路也在“痛斥迷信，打击神佛”。小说一开场就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是小胡适不清楚当地的民情风俗，很怕写错，所以不久就把故事舞台搬到徽州了。竞业旬报办到第十期因故停刊，一年多后才重新出刊，到了第二十四期以后，旬报就由胡适主编。胡适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有几期旬报从头到尾全是他一人手笔。胡适在这个刊物上，奠定了日后写白话文的扎实基础。

竞业旬报在1909年春出到第40期后停刊，这是因为中国公学出现一个大风潮。前面说过，中国公学成立之初，就富含革命思想。公学组织分执行、评议两部，前者由学生互选，处理学校事务；后者由班长和室长组成，监督执行部。这个办法只施行了九个月就改变了，因为公学没钱，接受两江总督的补助，既有补助，就有官派的监督。评议部于是改组为校友会，成为监督“监督” 的机关。为了校章的修改，校友会和官派监督产生歧见，监督贴出布告，否定学生有修改校章之权，并将校友会代表开除。学生们情绪激昂，和校方交涉无效，愤而集体退学，自己另组一个“中国新公学”。成立时胡适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宣言记录都是他做的。

中国新公学在1908年九月成立，撑一年多。新学校非常可怜，校舍、教员都不够，遑论图书仪器了。胡适这时候家里又有点困难，于是接任旬报编辑，还兼任低年级学生的英文教员。虽然处境困苦，新公学的学生还比老公学多，因为社会上多半同情新公学，外地来上海的学生知道这个情形，也都到新公学去。老公学的人没想到这帮小伙子居然可以撑那么久，怕新公学成了气候，于是釜底抽薪，开始“招安”，新公学的成绩全部承认，债务也由老公学偿还。到底形势比人强，新公学终于在1909年十月被老公学“吃掉”了。胡适当时有一首诗，很能够道尽苍凉的感觉：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

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相隽入图画，万虑苦相莹。

少年胡适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前面这首诗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中国公学沦亡后，胡适自然不愿意回老公学上课。在上海念了五六年书，换了三个学校，一张文凭也没拿到，而老家的情形更令人灰心。胡适在上海，心灰意冷，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国文。当时的胡适潦倒至极，穷得连房钱饭钱都付不出来，到处和朋友借钱。可是一帮朋友个个都是穷光蛋，穷到要当衣服渡日，到有钱时再赎回来的地步。这帮心猿意马的少年人，吃喝玩乐全会，胡适人穷志短，就不由得随他们堕落了。这段期间，胡适几乎天天打麻将，喝酒，听戏，甚至去“ 打茶围”（吃花酒），有时整夜打牌，有时连著醉好几天不醒。

这样昏天暗地的，终于惹出麻烦来了。1910年3月里的一个晚上，有朋友请胡适到一家叫“迎春坊”的堂子（酒家）吃饭，大家都喝了不少酒。胡适因为明天还要到学校教书，所以先叫车走了。朋友们看胡适还能写诗，以为他没醉，就让他一个人离开，哪想到胡适已经烂醉如泥，一上车就睡著了。

一睡醒来，胡适睁眼一看，不在自己家里，再一注意，发现自己已经被关到巡捕房了！等天亮后巡捕头叫他问话，也叫了巡捕来作证，胡适才知道当晚在车上大醉不醒，车夫动了歹念，把他的钱、帽子都摸去，当车夫开始摸他的皮袍时，胡适下意识的感觉到，开始反抗。车夫把胡适推下车跑了，胡适追不上，只好走回来，开始发酒疯唱起歌来。这时候巡捕来了，看见这醉鬼，用灯一照，醉得不像话的胡适开口痛骂“外国奴才”！于是两个人就打起来，滚到地上，巡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胡适抓进巡捕房。

不久胡适的朋友帮他交了罚款，把他保出来。胡适回到家里，一照镜子，才看见自己浑身污泥，脸上还有伤痕，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 ”，但是这几个月在上海，自甘堕落，一事无成，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母亲？当天他就写信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玷污了这个学校的名誉。好友许怡荪来看胡适，劝他摆脱一切，去参加庚款公费留美考试。胡适靠朋友的帮助，凑了些钱还债、安家，然后在上海闭门读书，准备留考。两个月后，又向远房亲戚借了笔钱当路费，动身赴北京考试。留美考试分两天，第一天考国文和英文，过了才能考第二天的动物学、物理学、西洋史等。国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异想天开写了一篇考据“规、矩”的文章，哪晓得看考卷的先生也是考据迷，大为激赏，评为100分；英文60分，头场被取为第十名。第二天的科目胡适都是抱佛脚临时准备的，所以考得甚差，所幸第一天考得好，总平均59分多，在录取的70人内，排名55。这七十人里，除胡适外，还有大名鼎鼎的赵元任，排名第二。

胡适这回北上考试，很怕考不取给人笑话，于是把表字里的“之”字去掉，用一个从来没用过的名字“胡适”应考。八月，胡适到上海等船出洋，二哥绍之从东北赶来送行，以家道中落，勉励胡适出国去学铁路、矿冶，以振兴家国。胡适对路、矿都没什么兴趣，但为避免兄长失望，决定出国学农，以农救国。八月十六日，胡适登船负笈美国。就这样，十九岁的少年胡适，成为第二批庚款公费留美的学生。

胡适在美国读书一共七年(1910-1917)，前五年在康乃尔大学，后两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又称为“藏晖室［答□］记”或“ 胡适留学日记”，是现今胡适日记里最完整的一段。在康乃尔大学的头一年半，胡适在农学院，修植物学、化学、气象学等科目。胡适相当用功，第一年文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胡适不是农家子弟，所以算是从头学起。有一次农场实习教洗马加辔，胡适和老师说：我们中国种田，是用牛不用马。老师说：不行。所以胡适只好乖乖学洗马，还挺有兴趣的。到了第二年，因为第一年的得成绩，可多选两学分，胡适除生物学、地质学外，加选一科种果学。没想到这科加选居然促使胡适改行。原来种果学有一个礼拜是苹果分类实习，一共40 种不同的苹果摆在桌上要分。老美同学都是农家子弟，看一眼就知道苹果名称，可怜胡适以前连苹果大概都没看过，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分照手册分了20个，而且大部分还是错的。胡适当天晚上想：我花了两个小时，到底学到了什么？中国连苹果的种子也没有，学这个有什么用？

农学对胡适来讲，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了。而他对文学哲学的兴趣，已经在头一年显露出来。除了本科以外，胡适常常在读“课外书”，包括诗经，说文，哥德，莎士比亚等等，还写了一篇“诗三百篇言字解”。这是胡适第一篇学术论文，后来蔡元培就是看到这篇文章，请胡适到北大教书的。1912年春，胡适转到文学院，读起哲学，历史，政治，文学，才算得心应手。胡适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演讲生涯”。原来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美国各地对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极有兴趣，胡适常常应一些社区之邀，和美国大众讲解中国的革命政府。胡适越讲名气越大，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有关中国的题目，都来找胡适讲。胡适为了充分准备，常常耽误学业，还间接造成后来他转学哥大。虽是如此，胡适并不后悔，他始终认为公开演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强迫他组织自己的感想，知识，也锻练自己的胆识和写作能力。为了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更清楚，就必须对有关的知识加以研究分析，并且用合乎系统和逻辑思考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胡适就对演讲乐此不疲，兴趣达四五十年不衰。

1914年6月，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毕业，继续念哲学研究院，一年之后转学哥大。胡适转学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到处演说的“后遗症”，校方认为胡适花在演讲的时间太多了，以致荒废学业，所以不准他延长奖学金。另一个原因是胡适因为演讲太多，在小城绮色佳人尽皆知，访客日日不断，大有“买药女子皆识韩康伯”之慨。胡适想“万人如海一身藏”，跑到纽约这般大城市就可以“藏身”了。当然胡适到哥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哥大在学术界的声望极高，胡适要念的哲学更是其中翘楚。这里头有大名鼎鼎的杜威，在胡适转学到哥大后，就成了胡适的指导教授。胡适在哥大待了两年，1917年5月结束学业。所以胡适的博士学生生涯，连在康乃尔的一年算在内，一共只有三年！

这七年的留学生活，对胡适一生的影响非常大，许多胡适的“基本信念”，都在这个时期成型。所以在谈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教授，“暴得大名”(胡适语)之前，这儿先来谈谈这七年里“胡适思想”的历程，和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胡适一生不信鬼神，不信宗教。在他十一岁读朱子小学里司马温公的“家训”和资治通鉴里范缜的“神灭论”时，这个思想就已形成。但是在胡适在出国的第二年暑假参加基督教夏令营时，听人讲道，大为感动，愿为一个基督徒。然而后来胡适又回到自己的信念里，他认为当时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而造成自己情绪上的“反动”，对这种“把戏”“深恨之”。

胡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无后论”，认为当时中国人为了传宗接代，造成了社会上的许多流弊，如男人娶妾，生育太多，男尊女卑等等，并引用培根的话，认为一个男人娶妻以后，大概一生就差不多了，再难有大作为，世上有大成就者，多是不婚无子之人。是以胡适主张无后，就算有后，财产也不传子孙。在留学日记里，还有列“近世不婚伟人”十三个。其实胡适早在“竞业旬报”的时代，就有同样的论调，他不是真要人“不婚无后”，而是要人以“社会”为妻为子，努力贡献社会。当然胡适自己后来也结了婚，有了小孩。胡适也无可奈何，写了一首诗“我的儿子”，开头就说：“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在这段时期里胡适也培养出对政治的兴趣。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是他对政治关心的开始，而那一年适逢美国的大选年，威尔逊，塔虎托和老罗斯福三强鼎立，是美国最精彩的大选之一。胡适当时在修一门“美国政府与政党”，教授要全班同学每人订三份立场不同的报纸，并择定一个候选人作为支持对象。胡适选定老罗斯福，还去听罗氏的演讲。当天罗氏恰好遇刺，子弹在身中，但罗氏仍演说65分钟后，才延医疹治，胡适非常佩服。胡适曾发起“政治研究会”，并担任过世界学生会会长。不只如此，他对当时轰动一时的“宋教仁 ”案也极关注，在日记里几乎收录了所有有关的电文。

1 914年欧战爆发，胡适极为关注，并且认真的思考“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一年后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愤，主张对日宣战。即使在这个时候，胡适还是不肯接受战争。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张对日宣战。即使在这个时候，胡适还是不肯接受战争。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冷静的告诉大家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真打下去，中国必定惨败，那些夸夸大言的人，都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胡适当时的想法，和他早年对老子“不争”哲学的信仰很有关系。胡适虽然说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但事实上这个“理智的爱国主义”(李敖语)在胡适心中一持续到后来的抗战前，甚至持续到他晚年在台湾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态度！

当然，胡适的留学生活并不是全然如此严肃的。他也曾四处游玩，但仅限于美东地区。对于美国这个国家，他很仔细的观察，对于宗教，社会，家庭，胡适都以自己的中国背景加以分析比较；对于自己的国家，除了政治以外，对汉字的改良，文学的改革，都有独到的意见。胡适也常作诗，这些在“留学日记”里，有很完备的记载。由于胡适四处演讲，发表文章，中外朋友都多，算得上是留学生里的风云人物，单看他在1916年一年内，收到1210封信，寄出1040封，就可以想见他多么的“不务正业”。在这段期间内，胡适先后对两个女子动过感情。第一个是美国女友韦莲司，另一个则是中国才女陈衡哲(莎菲)。

其实胡适是很传统，也很“放不开”的人。在康乃尔四年大学生活，他一次也没去过女生宿舍找过朋友。这位韦莲司小姐，是个很不拘小节的人，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她的谈吐穿著都算“惊世骇俗”，但才子胡适偏偏就欣赏她，两年里写了一百多封信，韦莲司保存这些信函达五十多年，直到胡适死后，全数寄给胡夫人。胡适和韦莲司的关系到底如何，没有一个定案，但胡适本人是否认其中有恋爱的。

胡适与陈衡哲则是文学结缘。1916年夏，胡适和朋友们的“白话论战”是与陈衡哲通信的开始，五个里通了四十多封信后，才见了一面。以两人绝高的才情，当真是天生一对。但是当时陈衡哲已是胡适好友任叔永的女友，胡适字早订过亲，进一步的感情当然是不可能了。后来胡夫人江冬秀生了一个女儿(后么折），胡适取名为“素斐”，音近陈的英文名莎菲；陈衡哲回国后写了一篇小说“小雨点”，有一章隐约引射到她和胡适的感情，发表前被胡适看到，坚持要她修改那一章。这些都可以证明胡、陈之间互有心意。然而胡适还是否认，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他还坚持陈衡哲当年是抱“独身主义”的。

胡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因为胡适在哥大的生活实在太忙，要演讲，投书，“谈恋爱”，还在最后一年掀起了文学革命（后述），一天到晚和朋友辩论，写白话诗，“捞鱼摸虾，耽误庄稼”(唐德刚语)，论文只写了9个月(243页，9万多字）就匆匆交稿，在1917年5月参加博士口试。依哥大当时规定，考后的结果有三种：小修通过（就是过了），大修通过（保留通过，论文修改后还要再考一次）和不通过。“过了”以后还要自费印100本论文，缴出后才能拿学位。胡适很不幸的考了个“大修 ”，所以1917年胡适回国时，是没有博士学位的。然而胡适那种读书人的 “头巾气”很重，在日记里还是写“5月22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 ，这倒不是要骗自己，而是要面子，因为胡适的留学日记到后来，除了给自己留记录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根本是写给别人看的。胡适又不愿意说谎，就狡滑的用“考过”代替“通过”，写在日记里。然而胡适没改论文，也没再考一次，是年6月就离开美国了。这里的原因是，当时胡适已经在国内发表文章，并得到北大的教授聘书。是在哥大再熬两年，还是回国干番事业？胡适当然选了后者。两年后胡适在哥大的指导教授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胡适已是中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杜威也深以有胡适这般的学生自豪。其实胡适的论文开中国哲学史研究之未有，质量没有问题，问题在他的论文“气魄太大”(唐德刚语)，和论文“小题大作”的体例不合。后来杜威在中国，发现他当年“ 当掉”的学生有如此声势，于是将“大修”改为“小修”，算是对当年“误杀 ”的弥补。一直到1927年，胡适带著在上海印刷的100本论文，再临美国，补办手续，才取得博士学位。对胡适自己而言，这件事还是一生中的一个遗憾！

胡适在1917年7月回到中国，在上海待了12天，就回绩溪老家。老母肄门而望，盼了7年，终于盼到儿子学成归国。当时胡母卧病已久，活著能看到胡适回来，心里非常安慰。胡适在家乡待了1个月，在8月底动身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离开家乡前他曾去看未婚妻江冬秀，当时在江家，楼上楼下暗里都挤满了人要“看戏”，江冬秀害羞不肯和胡适见面，胡适非常“绅士 ”，不但没有勉强，第二天还写了一封信给未婚妻，抱歉让他为难。

9月20日北大开学，胡适教授开一门“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头第一章以“ 诗经”作时代说明，从周宣王之后开始讲起，把这一般“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学生听得张口结舌，因为上个学年的教授陈汉章从“伏羲”讲起，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当时胡适才只有27岁，许多学生瞧不起他，这些学生里有后来成为史学家的顾颉刚，他听了几次课，听出道理来，跟同学说：胡适读的古书是没有老教授多，但是他用新方法来研究老问题，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当时傅斯年（后来曾任台大校长）是中文系里黄侃教授（章太炎之高足）的得意弟子，和章、黄一样是“守旧派”的。傅斯年当时和顾颉刚同住，听顾一力称赞胡适，跑去旁听，也是大为叹服。后来北大学生办“新潮”，和北洋政府抗争，傅斯年就是其中主将。胡适在北大的名气越来越大，名声也相当好，新派人物崇敬他没话说，连旧派人物也很尊敬他。胡适的演讲又开始“应接不暇”，访客不断，有要文章写序的，有要改稿的，当然也有来“看胡适”的。胡适后来在北大开课都得要用最大的教室，因为旁听的人太多。这些旁听的学生荔，就有北大的图书馆事务员毛泽东。

然而胡适之所以回国后“暴得大名”（胡适自语），最初的原因是他的“文学革命”。白话文学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极深远的影响，在这儿宜将其因果作一个交代。

早在胡适出国之前，中国就有白话报纸，胡适也写过白话文，但当时没有人认为白话是“文学”，更没有人以为白话可以作诗词戏曲。这个观念是胡适第一个提出来的，所以胡适绝对是白话文学的第一人。而这惊天动地的白话文学运动，却是在很偶然的情形下发生的。当胡适还在哥伦比亚大学，1916年春时，他就有“活文学”的想法，认为文言文已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不但如此，而且白话作的小说诗词，戏曲早已存在，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此说一出，胡适的朋友大多不以为裙，在哈佛大学的梅觐庄尤其反对。大家开始笔战。到了夏天，出了一件小事，居然成为“文学革命”的“导火线”。

1916年7月8日，胡适的朋友任叔永、陈衡哲、梅觐庄、杨杏佛等到绮色佳附近的一个小湖玩，不料天降大雨，船差点儿翻掉。事后任叔永有诗记其事，并寄给在纽约的胡适看。胡适以为其中有现代文字，也有陈腐的死文字，读起来非常不舒服。回信给任叔永、梅觐庄看到，都是愤愤不平，梅觐庄更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胡适，说文字必须经第一流的文学家、美术家锻练琢磨，才成文学，白话不过是“俗字俗语”绝不成文学。

胡适接到信后，一时童心大发，写了一首诗“答梅觐庄”。胡适一生写了很多首诗，而这是第一首白话诗，也是最长的一首诗（一百多句）。此诗一出，胡适的朋友全气得跳脚，为什么呢？就来看几句吧：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古人乘舆，今人坐轿。。。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何异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当然胡适并不是全诗都在“打油”，胡适清楚的说明，文字有死活，现代的人就要用现代的文字来作文章，让大家都读得出，看得懂。让我们就来作文学家、美术家，把白话拿来锻练琢磨，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出几个白话的东坡！

于是在胡适当留学生的最后一年，除了自己的论文外，“文学革命”成了他胡活的重心。胡适一方面在前人作品里找白话诗词，以支持他“白话文学”的理论，一方面身体力行，自己开始大作白话诗。在他最后一年的留学日记里，处处可见诗作。有的套用旧诗词的格式，有的则是毫无拘束的新诗。后者后来多被胡适收入“尝试集”中。

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其实真正的内涵，就是要“语文一致”，我们如何讲话，就如何作文，文章让人看得懂，说得出意思，不用加“注释”，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1916年8月，胡适首次提出著名的“文学革命八条件”：

不用典 不用陈套语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呻吟 不摹仿古人 须言之有物

是年11月，胡适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意见，和他和朋友讨论的心得，总结为一篇文章，在第二年一月的“新青年”上发表。由于顾虑到国内守旧势力很大，加上胡适当时在国内没什么名气，他也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人，所以这篇文章相当谦虚－－“文学改良雏议”。然而这篇文章力量之大，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新文学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语、文分家”的文风。现代文学史的文献里，这篇当数第一。当时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对新文学的形式结构，还很疑惑，看到这一篇文章后，再无怀疑，再下一期新青年里发表“文学革命论”，盛称胡适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并激烈表示“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不只陈独秀，连古文家钱玄同也赞成新文学的主张。1918年，新青年开始登载白话文，并采用胡适最先提倡的新式标点。4月，胡适已任教北大，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明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国语来创作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才有文学的国语，如此“国语”才是真正的国语。5月，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青年学生争先购阅，新青年大为轰动，一改刚创刊时的萧条景象。

白话文学运动，在1920年政府宣布将国校教科书逐步改为白话文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自20世纪初期初有白话报开始，为什么要到胡适等人大力鼓吹下才成功？这里的原因有不只一个。辛亥革命后，虽然各地战火不息，但是各项实业次第展开，雏型的中产阶级已经产生。这些人的数量虽然占全中国人口比例甚小，但在社会上的活动力及影响力确很大。白话文好写好懂，因此因缘际会，成为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大众传播工具（那时主要是报章杂志）。白话风行之后，新思想，新观念更容易传播，更扩大了上述阶层的人数，白话的“市场”就越大了。除此之外，胡适、陈独秀等全力推展白话文，是高级知识份子“走下台阶”和所谓“不登庙堂”的玩意儿打交道的第一次。当时的学术界，几个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都健在，梁才四十多岁。然而，这些学者却都已从第一线退下来，在学术上算是“ 功成身退”了。而胡适回来，先以白话文学运动“暴得大名”，继而首度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整治汉学，后来又开考据通俗小说及佛经的先河，顺理成章的填补了这段空白。而胡适最为老辈学者称道的，是他的“旧道德”几无可议。他在1917年12月不背婚约，和江冬秀结婚，较之陈独秀到妓院闹场，胡适自然成了新学者里的第一人。

如果胡适仅以白话出名，那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很有限。胡适自己也了解这一点，在北大他以新观念、新方法把旧学“贯穿”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系统。 1912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轰动学界。胡适花了很多精神在古书的校勘、考证，即是对当时旧派学者的回应。他的旧学火候纵有不足，但是新颖的考证方法加以弥补，不但旧派学者做不到，当时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尤其以逻辑方法治“墨经”，更得时论推崇。蔡元培赞之“不让乾、嘉学者”，连当年影响胡适最大的梁启超，这时反而受到胡适的“刺激”开始重理旧业。1920年代初期，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都是因胡适的刺激下写的。1922年秋，粱启超在北大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事先在报纸上登广告，说凡欲往听者当备该书一册，一时坊间所有存书顿售一空，胡适看在老前辈的面子上，第二天和梁一起参加。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胡适当时才三十岁，已经“名满天下”，各方迎迓。上海商务印书馆邀请他来主持。编辑主任高梦旦说：我们缺少一个眼睛，希望胡适能来作商务的眼睛。胡适考虑之后谢绝了(后推荐王云五，创造了商务的辉煌时代)；北洋政府请他任教育部次长，他更不干，只有北大教务长，是被选出来的，力辞不成才勉强作了。胡适的想法是，他才三十岁，要干自己的事业，他可以有十年、二十年的工夫来“著书立说”。胡适并和朋友约定：20年不干政治，20年不谈政治，从文化著手，从教育做起。

然而，天不从人愿。就在胡适30岁这一年(1919)，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加上后来国内大环境的变动，和胡适自己的热心肠，胡适终于提起笔来，开始论政。“约定”的20年后，终于步入政治。30岁对胡适恰是一个分水岭，30岁前的故事已经讲完；30岁之后，又是另一段故事了。